死与生的选择，你我他都无法逃避
【写在开头】最近微信推荐机制调整了，可能有些朋友会收不到我们的推送，大家别忘了给视角学社加上星标，以免错过更多精彩！死与生的选择
生活中，如果人们面对着死亡和健康的选择，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健康。可倘若面临着的问题是死亡与低质量生存，那么这个抉择怕是难乎其难。因为其间掺杂着社会问题，伦理问题，感情与理性的问题，尊重人性的问题，孝悌衡量的问题……
90年代的作者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01罹患大病该知情
对罹患了大病的亲人隐瞒真相，是家人出于善意的一种选择，至今还时时处处可见。
将近40年前，我母亲在她56岁的时候，罹患了癌症。她是因为发生了肠梗阻住进医院的，保守治疗无果，几天后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进行中，我等候在门外，心中忐忑，一千遍一万遍地默默祈祷：“上帝保佑，让我妈妈平安走出这道门。”手术结束，主刀医生穿着手术衣走出来，冷静地告诉我：“你母亲是结肠癌，已经有转移了。”
那一瞬间，天塌了！
全家人都被这一噩耗惊呆了，不知道未来怎么做？能做什么？
我那时刚刚从医学院毕业，还是个初入医学门槛的小医生，内心也是全无主张。一家人决定，把这一坏消息对我母亲，暂时隐瞒。
母亲以“肠梗阻已解除”的状态出院了，她在家中休养。肿瘤患者手术后需要化疗、放疗，这是几十年前肿瘤治疗的金科玉律，我母亲怎么办？她那时候不仅身体虚弱，还带着一个肠造瘘，化疗、放疗不仅会杀伤她体内的免疫系统，还可能使造瘘部位更加难以愈合。继续治疗，有可能痊愈（肿瘤治疗严格意义上讲没有痊愈这个概念），也有可能让她一辈子带着造瘘低质量生存。
可是为难坏了我，我是家中唯一懂一点医学的人，这个主意需要我来拿，我拿不定这个主意！煎熬了好几天，我决定和母亲实话实说。她是成年人，是有文化的人，她会做出理智的选择。
还记得那是一个冬天里的下午，我和母亲在厨房里，相向坐在矮凳上，慢慢地谈。我说了好多，尽可能平静，让自己不哭。
她都听懂了，我问她：“您打算怎么办？”几乎是没有犹豫，她回答我：“我不去做放化疗，带着个粪瘘活着，我不要那样的生活。我去看中医。”
一个关乎母亲生死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
那以后，我母亲坚持服用了三年中药，一千多副，竟然活到了今天！她老人家还成了北京市的“抗癌明星”，成为了无数癌症患者的学习榜样。那个造瘘在半年后复合了，母亲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
其实，那时候的医学研究和资讯并不发达，人们对肿瘤的了解太少太少，只以为它是来索人性命的。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结肠癌的五年生存率高达80%，治疗手段有十几种。当年我们母子俩在厨房里做出的那个决定，其实是符合了疾病自身的规律和归宿，我们只是和幸运撞了个满怀而已。
我以为，患者应该对自己的病情有知情权，对自己的生死有决定权。以实相告不是冷酷无情，不是大逆不道，不是没有忠孝节悌，而是对患者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孝，最大的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标志。
02谁来做抉择
做医生的都知道，脑血管疾病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小时！讲两个病例，都是我的亲人，他们在黄金4小时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理性的抉择，让我的岳母转危为安。
我的岳母在80周岁时发生了脑血管意外，被紧急送去了医院。脑血管意外的诊治有两道关卡，正确诊断和合理用药。发生脑血管意外的原因是脑血管梗塞或出血，症状从临床上很难区分，可它们的治疗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在没有先进设备的早些年，鉴别诊断全凭医生的经验，他需要综合无数条微小的差异，最后做出判断。但是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仪器设备大大提高了诊断的正确率，所以没有医生会在缺失辅助检查的情况下做出判断，没人敢去冒这样的风险！这是正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完成CT和血液的辅助检查，需要个把小时。可脑血管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4个小时，不仅关乎患者的生死，还会因为脑细胞被破坏的程度不同而影响愈后。这段时间的等候，对患者家属无疑是一种煎熬。
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确定是脑梗阻。第二个关口又来了，疗效好的药物药理过程激烈，对老年人多是慎用，甚或是禁用，而选用其它更安全的药物，则效果寥寥，医生迟迟疑疑的偏向于保守用药。
我的连襟也是医生，他坚决地要求医生使用疗效最好的药物，风险和收益对比，冒险是值得的。他承诺：“我作为患者的女婿，现在承担起做儿子的责任，用药吧，我担全责！”
药及时用上了，我的岳母缓过来了，后来又健康生活了好几年。主治医生感慨：“这是奇迹！”奇迹来自哪里？来自岳母的那位敢说“我是儿子，我担全责”的好女婿！
感性的抉择，我要爸爸活着。
我的一位亲戚在他63岁的时候，得了脑梗。所幸及时送医，迅速确诊。作为一个不幸的脑血管病患者，他争取到了最佳的抢救机会，他算是幸运的。
可是在是否进行“溶栓”治疗上，困扰来了。患者在两个月前刚刚做完胃部手术，由于脂肪液化问题，伤口迟迟不能愈合。溶栓如同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治疗脑梗，也有可能诱发胃部大出血。作为医生他做不到两全，所以这个决定得由家属来做。
医生和患者的女儿进行了严肃认真的交流，对话在有摄像的医患谈话间里进行，医生为了把事情进行得严格有序，为把责任证据链建设得完整无缺，他把一只计时器摆放在了桌子上，明确告知家属：“你的思考过程是计时的，是有代价的，脑梗塞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小时！”
女儿是位职场上的成功人士，领导着庞大的团队，做出过无数重大的决策，是个见过世面的女精英。
可今天，女精英碰到了让她难以抉择的问题！
爸爸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妈妈在门外手足无措地慌乱，医生坐在对面冷静地等待，那只可怕的计时器在一分一秒地移动着，黄金抢救时间在反向缩短着……
终于，她做出了一生中最难做出的那个决定：自己宁可从此服侍一位瘫痪病人，为他洗澡换衣，为他喂饭喂水，为他接屎接尿……她要自己的爸爸活着！
医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立起身走了。事后，他告诉家属：“你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医院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位常年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在脑梗的溶栓治疗中大出血死了。医院上上下下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那位孝顺女儿的爸爸出院了，那个血栓需要慢慢被“解决”，他的康复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事后她和我谈及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心里还满是忐忑。作为曾经的医生，我无法对她的举措做任何的评判，只能称赞她的一片孝心。
我以为那位医生，他那时最妥当的行为不应该仅仅是读那个“计时器”，而是帮助病人家属做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包括告诉她：脂肪液化引发的伤口不愈合会不会因溶栓诱发大出血？发生的几率有多大？脑梗不做溶栓治疗获得完全康复的病例有多少？恢复过程有多久？可是这个医生什么都没说，或许他不知道，或许他知道了也不想说。因为，医生希望病人能康复走出病房，或是用轮椅推出病房，而绝对不想看到被运尸车推出病房，活着出院是最起码保底的。理解万岁吧……
一个大病患者，如果选择将就活着，那就需要弄明白三件事，你有多大忍受磨难的决心？你的家人有多少耐心？你的钱夹有多么厚实？
03撞向幸运的生命线
面对死神的迫近，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本能——我想活着！但是，怎么活着？确实是一个理性的博弈和选择。
我有一位朋友，在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其实对于自己的病情，他一直心中有数，因为他自己就是超声科医生，他每分钟都可以通过探头探知自己肝脏的情况，纤维化-硬化-癌变，他眼瞧着那几片鲜活的肝叶变成了一块块坚硬的石头。
即使是这样，他还在上班，退休后的上班。每个月可以得到一万多块钱的工资，他心里当然明白，那些钱对他已经失去意义了，可为了他的家人，他想做得更多。
终于有一天，他吐血了！这是门脉高压引起的，胸水、腹水随之而来，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
他被送去医院，医生是位熟悉的朋友，可她摇摇头，“太晚了……”住在医院里，一切的治疗只是为了维持到明天，而且，谁也不好说，他还有没有明天。
他开始冷静地安排后事，写好遗嘱，最后一次约见亲人，正逢深秋，寒气袭来，漫天萧瑟，恰似他的心情。我去看他，送给他几本侦探小说，希望他走以前不至于太寂寞，他送给我一箱名酒，“留个念想吧！”
出得门来，旁人问我最多的是：“他还能活过这个冬天吗？”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本书他连摸都没摸一下，因为他已经举不动它了。
医生告诉他：“靶向治疗或许可以一试，但是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基因检测要多少钱！”他问。“大概一万块吧，需要自费。”医生回答。
“我做靶向治疗，但是不做基因检测。”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如果基因不匹配，贸然治疗的后果会很惨。”医生提醒他。他豁达地报以一笑，“我不怕死，可我害怕这么生不如死的活着。与其像眼下这样分分钟等着死神来召唤，那就不如来个痛快的，赌上它一把，即使是可能因为赌输了而走进鬼门关。”
家人们开通地支持了他的想法，“与其这么样遭罪，不如去碰碰运气，至于不做提前的基因检测，那是他的一种决心，生死抉择的决心，尊重他吧！”
在确认后果自负的前提下，医生实施了治疗。我的朋友向那毫无把握的成功撞了过去。
他竟然撞上了！时间过去了近两年，至今平平安安地活着。没人再忧虑他能否活过这个冬天，大伙儿张罗的是——怎么给他过下一个生日。
好医生，因为她有知识有胆识；好患者，因为他在生与死面前理性抉择；好家人，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才是尊重和爱。
04想活着就要勇敢
我的老岳父，离休干部，伤残军人。2021年末，在他92周岁的时候，罹患了食道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
他本人的强烈愿望是——积极治疗。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病情，医生制定了一套放疗方案，老爷子欣然接受。
但是这个方案在干休所遇到了阻力。一位离休干部的患病与治疗，是机关里的大事，领导和军医们召开了专门会议，在经过了细细商讨后，感觉放疗带来的副作用怕是更可忧虑，认为姑息保守为好。他们把组织意见婉转地告知老人。
老军人此时亮出来惊人的胆魄：“我在枪林弹雨里都没怕过，那么多子弹都没拿走我的命，如今会怕一个小小的癌症？笑话！我要和它掰掰手腕。”
于是治疗开始，三十三次放疗，前后三个月的时间，老爷子硬是挺过来了。而且这期间，他还请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会诊，试图手术切除，可惜所有的专家都是一致的摇头：“怕是连麻醉这一关都过不去。”他也尝试过靶向治疗，可惜基因检测不适合。
特别要说的是，老爷子告诉干休所的领导，“既然是我自己选择了和组织决定相悖的方式，那么放疗的所有费用，都由我个人承担。”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老爷子生活一切如旧，读报纸，看新闻，接受记者采访，给年轻人做报告，和家人欢聚，一起过春节，围桌打麻将……
放疗结束后，他再一次做了镜检，病变竟然缩小了。为了能够正常进食，他还做了食道支架，住院期间我们去探望他，看得出他是痛苦异常的，他慢声慢语地说出：“真遭罪。”这是他患病以来第一次表露出来的悲观情绪。经过了支架安装短暂的痛苦后，他基本上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2022年末，老爷子被新冠感染了。只短短地发了一天的低烧，竟然引发了肺炎和心衰，虽经抢救过来了，但是各种衰竭一并袭来，老人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快要走完了。
他把所有的子女召唤到身边，安排了后事。最有仪式感的是，每一位男丁都获得一或两枚奖章留作纪念，五十年党龄、二等功三等功、中组部模范党员、中宣部爱国教育模范……
他把大量的党史教育手稿、书籍、各种奖状、奖杯、军装捐献给了干休所。在2023年3月学雷锋日前，还在家中接待了天津大学的学生，给他们讲述革命志士的往昔故事。
92岁的岳父在部队干休所
老岳父（去世前4个月），给战士、大学生讲革命历史
3月20日，他住进了部队的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光。
5月初的时候，他的心脏又一次发生衰竭，医生紧急抢救后把他送进了ICU病房。不曾想，老人在那里拒绝一切治疗，绝食绝水。无奈何，医生又把他送回普通病区。
老爷子用行为告诉身边人，他准备迎接死亡了。他豁达地说：“我本是一个乡下的穷小子，只为国家打过几年仗，如今住在军级首长的病房里，知足了，不再奢望什么了！”
2023年7月4日，是这位94岁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胃管中抽出来的满是褐色的血液，气弱如丝的他头脑依然清醒。干休所的领导前来探望他，他用最后的气力断断续续地说出：“给我打一针麻药吧。”这是他对组织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位和各种敌人博弈了一生的坚强老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选择了放弃。
05写在最后的话
我以为，无论谁罹患了重症绝症，都应该做到这样的事：让患者知情，这是最大的人道；让患者自行决定未来的治疗走向，这是最崇高的人性尊重；死亡和低质量生存是人类的一道选择难题，人们无论做出怎样的抉择都是无可指摘的。
谁都想活着，怎么活着？这个选择权和主动权应该归属自己。
2023年8月4日完成初稿2023年8月23日完成修改
外一篇安乐死的辩论与实践
罹患绝症的人们是否有自愿选择死亡的权力？也就是普通百姓所认知的“安乐死”，这是一个在全世界争论了许久的复杂问题，医学、伦理、道德、法律，无数理念纠缠其中。
笔者将其他一些国家的实践做了编译整理，作为信息与各位分享。
01概念
“安乐死”与“协助自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安乐死是指采取积极措施结束某人的生命，以停止他们的痛苦，而“最后的行为”是由其他人而非个人执行的，例如医生。
协助自杀是指在某人请求下帮助其结束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最后的行为是由个人自己执行的。
02大辩论
正方观点：尊重患者自主权；缓解痛苦；一种安全的医疗实践。
反对观点：自杀传染；选择者剧增；晚期疾病中的抑郁症难以把控。
结论：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安乐死的兴起，许多人开始重新考虑这种立场，但加速患者死亡仍然让许多医生感到不安。尽管许多医学协会已经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但美国医学协会的代表大会在2019年6月投票决定维持该组织长期反对医师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立场。
03协助自杀在美国
01.合法化的简史
在20世纪初，支持者强烈主张将安乐死合法化，而这种做法在美国已经被秘密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病理学家雅各布·杰克·凯沃尔基安开始在底特律地区的报纸上做死亡顾问的广告。他研究了荷兰医生的技术，并创造了自己的设备，使患者可以自行服用致命药物。他的第一个病人在1990年在凯沃尔基安的面包车内躺着结束了生命。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继续协助了大约130个自杀死亡的病人。从而重新点燃了全国关于死亡的辩论。
02.时间线
1997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将医师协助死亡权利的宪法性问题留给各州自行决定。此后，在俄勒冈州、华盛顿州、蒙大拿州、佛蒙特州、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佛蒙特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形成立法。
03.协助自杀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盖洛普1947年首次就安乐死问题进行民意调查，当时 37% 的人表示法律应该允许安乐死；到1973年，53% 的微弱多数表示支持；自1990年以来，绝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支持安乐死，比例从64%到75%不等。
盖洛普发现，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通常取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支持安乐死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
04.协助自杀在疾步推进中
加利福尼亚州，自2016年6月9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共有2858人获得了处方，其中1816人在服用药物后死亡。
科罗拉多州，在2021年，医生为患者开具了222份协助死亡药物的处方，其中156份由药房发放。
俄勒冈州，截至2022年1月22日，已为3280人开具了处方，2159名患者因服用药物而死亡。
佛蒙特州，卫生部2021年1月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该法律，共填写了21份处方，其中17名患者在死亡前使用了患者选择处方。
华盛顿州，自2009年以来，已为2008人开具了处方，服用药物后报告死亡人数为1874人。
05.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较之协助死亡，有着更多的可控性和快捷性，它可以更迅速地结束患者的痛苦，但是目前，它在美国是非法的，而且有人因为触碰了底线而遭到了惩罚。
1998年11月，美国病理学家和协助自杀倡导者杰克·凯沃尔基安（“死亡博士”）录制了托马斯·尤克的死亡视频，并将其提交给CBS的《60分钟》节目播出。由于凯沃尔基安将药物注射到了患有渐冻症的尤克身上，因此引发了谋杀指控，而非协助自杀指控。1999年3月26日，凯沃尔基安被判二级谋杀和非法提供受控物质罪。他服刑了10至25年刑期中的8年。
美国民众正走在冷静思考的路上！从1996年到2013年，平均有58%的人支持医生协助自杀，而69%的人支持安乐死。
04安乐死在其它一些国家
加拿大，官方数据显示，在2015年将其合法化。2021年，协助死亡在加拿大占所有死亡人数的3.3％。
瑞士是另一个实行医师协助自杀但不实行安乐死的国家。2019年该国有1196人得到了协助死亡。
协助死亡在卢森堡、哥伦比亚、西班牙、奥地利、新西兰和大多数澳大利亚州也是合法的或即将合法化。
许多国家允许使用姑息镇静，即人们可以要求一直处于深度镇静状态直到死亡，包括荷兰和法国在内，但这不是安乐死。
比利时被认为是最自由的，自2000年代初以来，协助死亡在那里就已经合法了，但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允许某种形式的安乐死或协助自杀。
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和哥伦比亚也允许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尽管存在差异——例如，只有晚期患者可以在哥伦比亚请求此服务，而比利时的儿童没有年龄限制（尽管他们必须患有晚期疾病）。
05英国的情况如何？
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是非法的。安乐死可能会导致谋杀指控，而协助自杀可能会导致长达14年的监禁。
尽管如此，匿名调查表明，安乐死在英国确实存在，但非常罕见。一项发表于2009年的研究，使用了超过3700名医疗专业人员的回答，表明0.2%的死亡涉及自愿安乐死，0.3%涉及没有明确患者要求的安乐死——没有记录到协助自杀。
公众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持什么看法？
2017年发布的英国社会态度调查揭示了人们对自愿安乐死的看法，显示人们普遍支持医生结束终末期患者的生命（78%），但对亲属执行此任务的支持较少（39%）。
最近，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3%的英国人赞成或不排除医生协助终末期患者自杀。
06医生们怎么看？
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在医生中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支持这样的想法违背了“不伤害”的承诺。其他人则表示，如果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良好的临终护理得到舒适，一些人可能选择不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些医疗专业人员熟悉临终病人的护理和姑息治疗的作用，因此他们可能认为协助死亡并不总是必要的。
但是，一些医生支持自愿安乐死——至少对于特定情况，如终末期疾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应该允许个人在何时死亡方面拥有自主权。
经过多年反对协助死亡，今年皇家内科医师学院在对7000名英国医院医生进行投票后，将其立场转为中立，其中43.4%反对允许协助死亡，31.6%支持。英国皇家全科医师学院最近宣布，将开始与会员进行咨询，了解他们的看法。
在荷兰，2015年发表的一项针对近1500名医生的调查发现，超过90%的全科医生和87%的老年护理医生支持荷兰自由的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方式。
也不乏争议。2017年的RTE报告记录了荷兰精神病医生和医生对于将安乐死用于患有精神障碍和处于非常晚期痴呆症患者的担忧。2015年的调查发现，在近1500份回复中，31%的全科医生和25%的老年护理医生将为患有晚期痴呆症的患者提供协助死亡，对于那些有精神问题的人，这些数字分别为37%和43%。
（本文的英译初稿由黄泽方先生完成，此处仅为摘要。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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