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故里 发表于 2018-12-19 12:08:10

他是毛泽东的宠臣虎将,执政安徽12年,却饿死百姓500万人,只因想为人民做点事

他是毛泽东的宠臣虎将,执政安徽12年,却饿死百姓500万人,只因想为人民做点事最终被毛泽东撤职

原创:小徽来源:徽脸



谈及20世纪或者新中国后的安徽历史,曾希圣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他主政安徽12年,给全省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在七千人会议上,对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他第一次说是40万,后来改口100万,最终报了400万(来自《张凯帆回忆录》)

他是毛泽东的敬仰者、崇拜者,最后迷信破灭,面临着始终没有赢面的历史抉择中,在主席与人民之间,选择了人民,也选择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

几十年后,安徽人仍对其感情复杂、争议巨大,有痛恨,有同情,有理解,有尊敬,但更多的是希望忘记。

他黄埔出身,没有入党就是毛泽东的门生;加入中共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毛主席说他是自己的眼睛;抗战时期和解放时期,获得荣耀是:一人可抵一个师。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在最尴尬的历史时期,充当了时代里最不光彩的角色。

——只留骂名在人间,曾希圣,1950---1962年安徽省委书记。



曾经荣耀何足夸?

曾希圣是黄埔出身,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危难时期入党。全国解放前主要作军事情报工作,被称为我军情报部门的创业人。开国后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早在战争年代,曾希圣便已是公认的“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战友们戏称其为“曾胡子”。

建国后,由于渐渐发福,曾又多了个“曾胖子”的雅号。尽管身体是无可遏制地胖了起来,可其工作作风却仍然那么硬朗,“胡子”依旧。

治皖期间,皖人私下或称其为“曾霸王”、“曾阎王”。

据下属方振华说,当年每接“曾霸王”的电话,必毕恭毕敬,立正挺直,与党国军人对待蒋总裁的做派几乎别无二致。

曾希圣本来是有幸成为林彪的黄埔四期同学的,1925年,曾希圣与曾中生曾同时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只是后来因病退学,才转入实际上由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

命运的阴错阳差,无意间早早缔结了曾希圣与毛泽东之间非常亲密的政治姻缘。

坦诚地说,除了本身的才能,在严酷的党内清洗中,他是毛的铁杆,也成了一路展现才能的政治资本

1931年12月,时任军委参谋部谍报科长的曾希圣,又由周恩来安排,从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革军委二局局长。

二局即由曾希圣领导的无线电侦察局,后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时任二局副局长,仅为曾希圣的副手之一。

没有直白的战争场面,但是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一些话中看到当年曾希圣对革命的贡献。

“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朱德和我了。”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时曾如是坦言。

“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

“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毛泽东事后多次这样坦陈当年二局的卓越功勋。

1936年12月12日,所谓“时局的枢纽”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在第一时间里,将此重要信息提供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仍然还是曾希圣!

这样的荣耀,在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并不多见,也让我们在研究曾希圣这位老领导时更多了复杂的感情。

为何从元勋走向屠夫,然而看中国的历史走向,其实不难发现,时势造英雄,却也是时势毁英雄。



曾阎王执政安徽,只因毛泽东的亲自选抓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的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皖北行政区,拟定彭涛任书记。

彭涛说:“安徽情况我不熟。有多少山头,我怎么搞得了哇!还是曾希圣当合适,他情况熟,在皖中威望也高。”

于是中央任命曾希圣为书记,黄岩、李世农为副书记。

后来曾希圣发牢骚:“我连个区委书记也当不上,还是彭涛让给我的。”

1952年1月,皖北和皖南两个行政区合并,恢复安徽省建制,曾希圣任省委第一书记和省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时曾希圣仅仅只有45岁,其任新中国首任安徽省党政一把手,可以说虽然没进入中央,却也成为一省封疆大吏。

历史的风头,就在曾希圣的身上,只因为当时是毛泽东亲自抓各省封疆大吏的工作。

毛泽东既要照顾历史上形成的各个山头以论功行赏,又要考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担当重任,更要确保未来的地方大员对党中央、特别是对自己能够忠心耿耿,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思。

毛泽东虽然力求公平、公正,但最后结果或多或少仍然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曾希圣具备以上毛泽东欣赏的所有三个条件。

他的兄长曾中生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张国焘的坚决反对者,后为张国焘所杀。

曾希圣本人大革命失败后入党,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为红一方面军破译了敌军来往的大量电报。可以说他是周恩来最重要的部属(前文有说,不做赘述)。

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到重庆,再到安徽,同时具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双重背景。年轻时就读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时代听过毛泽东的演讲,黄埔时是毛泽东的学生。

在缺少文化的中共军队,他的中专学历,也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他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虽然赶不上舒同,但在军内外也是有口皆碑的。

还有皖南事变,曾希圣在江北无为县负责接应军部突围部队,临危受命组建新四军第7师。

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7师所在的皖江抗日根据地由不到2000人的零散武装,发展成3万人的正规部队,曾希圣功不可没。

曾希圣的7师富甲全军,自给有余,还大量上缴,仅1942年就上交军部749万元。其创收有方和大公无私,备受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称赞。

曾希圣以其突出的才能,先后获得了当时中共三巨头的好感,这种情况在全党、全军并不多见。

毛泽东代表中央,不仅给了各位封疆大臣官职,而且帮助他们说服反对者,剪除异己,树立威信。(有较多涉及,其中秘辛,不便发文,有兴趣者可研究戴季英)

毛的做法,无疑给予了曾希圣相当大的权利,政治权利倒在其次,在曾希圣主管安徽工作期间,各省财政支出是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而且各省下级均有省委第一书记任命。

行政、财税、人事的一手遮天,说曾希圣俨然就是安徽的土皇帝,毫不为过。在这一点上,他曾经是毛的崇拜者,现在更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



曾希圣到底饿死多少人?

三年的自然灾害,曾希圣当然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此之前,曾希圣对安徽的贡献不可小觑。

安徽是个多灾的省份,经常闹水灾。大水一来,老百姓纷纷出外乞讨为生,人称安徽是“乞丐之乡”。

曾希圣到任后力求改变这种局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避灾保收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成绩非常显著。

还主持修建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等5座大型水库和淠史杭水利工程,极大缓解了淮河水害,至今仍在使用。

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间,全省工农业产值从29·72亿元增加到43·19亿元,农民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曾希圣抑制不住高兴,总是对下属说:我这个“乞丐头子”的帽子终于甩掉了。

这样的成绩,自己骄傲,自然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都到安徽视察过。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全国第一。

而对于他自己,和所有高干一样紧跟毛泽东,甚至跟得更紧,忠实执行毛泽东的若干重大决策。

顺应历史规律的政策,当然是伟大而正确的。

但是到了1958年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做法,毛和中央的一些政策很显然违背了自然规律。

豪气冲天、感性盲目,被胜利有些冲昏头脑的曾希圣也自然紧随着中央的政策,毫不动摇。

反右时,将3万多人划为右派,还将不同意打击面过宽的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等一批党内高干也打成右派,右派的比例和级别在全国名列前茅。

1958年大跃进号角吹响后,他以“端起巢湖当水瓢”的英雄气慨,滥用民力,致使全省“五风”盛行。

7月,全省办起9万多个公共食堂。8月,组织240万人大炼钢铁、10万人进山砍伐森林,还提出了各种不切实际的跃进高指标。

放卫星,曾希圣向中央报了不切实际的数字,自然上行下效,下面也要跟随这这位省委书记的步伐。

大批搜刮粮食,农村饿殍遍野。其中无为县的姚奎甲就是典型的案例,一个70万的县饿死了30万。

非常遗憾的是,荒诞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政治豪言,当年也是源自于曾希圣主政下的安徽,

安徽人民也曾为此蒙受了巨大无比的牺牲:仅据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记载,在1959~19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省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就高达407万!

据说有700万,但没有史料依据,小编不敢采用,姑且算是407万,已经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了。

人命关天,责有攸归,一向强悍的曾希圣,至此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对人民犯了罪”了。

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曾希圣的政治对手们曾经激进到要求“杀他的头”的地步,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无可否认的事实:在曾的这份“罪行”里,除了其疯狂“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之外,毕竟也还有另外一份真实的无奈!

1960年 9月25日,周恩来总理为调粮、调铁、调煤,专程飞抵合肥。他告诉曾希圣: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的粮食即将断绝,10万科技精英有饿死罗布泊的可能!

曾希圣万分震惊之余,也只能壮士断腕,从本已在闹饥荒的安徽向外调粮,以服从全国大局。

此举无疑加剧了安徽本地的饥荒灾情,但在当时,实在也是迫不得已的舍车保帅之举了。

但愿今天的人们,在享受着“核大国”荣耀的时候,不至于全部忘记、当年曾有为了支援罗布泊科技精英,不得不一再勒紧自己的腰带而最终饿死了的那数百万计的共和国公民。



滥用权力的可怕就是丧失自我

毛泽东曾称赞徐海东大将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其实,曾希圣等人又何尝不是呢?只是我党当年不大好宣传隐秘战线上的英雄,致使曾希圣的英名多少有些被埋没了而已。

尽管如此,论功行赏,仍然是必要的、不可偏废的政治法则。因此,我们才有机会目睹如下的政坛传奇:

1955年,从未指挥过部队的李克农,被授予了上将军衔;1960年10月,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有“中共一支笔”之誉的舒同,因该省发生严重饥荒,被中央免职后,随即由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兼任其职。

当时的曾希圣,竟一身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三重重任!如此显耀一时,真可谓出类拔萃,足可以傲视群雄了。

原本就“性格刚烈,爱发脾气”的曾胖子,此时踌躇志满,想不“霸悍”恐怕也难呢!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

“整人”方面的“左”,安徽在全国也不落后。反右派时,安徽除在全省轰轰烈烈之外,还整出了一个特大的“右派反党集团”,其成员为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检察院长、副检察长等,

打成右派的原因就是对曾希圣的那些做法提了不同看法,“反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庆祝“巨大胜利”的社论。

反右倾时,又整出了一个副省长和省宣传部长的“反党联盟”,两次斗争都株连极广。

曾希圣从积极改革取得成绩而转为极左,他给安徽人民闯的祸比他办的好事更多。

但是他在这段时期却一直走着红运。尽管毛泽东后来对他的河网化有些怀疑,说过“搞经济建设和作诗是两回事”的话,还嘲笑过《安徽日报》“端起巢湖当水瓢”的标题,但对曾希圣还是喜爱信任的。

当时在三面红旗招展下天下大难,曾希圣还被调去兼任问题也很严重的山东的省委第一书记,希望他能解决山东的问题,可见圣眷之隆。

尤其受人指责的是,粮荒露出苗头后,他批评如实汇报情况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有点右,要注意。”

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是安徽无为人,将家乡饥荒情况反映给曾希圣,他也认为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置之不理。

庐山会议上,曾希圣积极参加对彭德怀的围攻,派人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的张恺帆的言行写成材料,连夜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立刻在材料上批示:“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毛泽东要求对张恺帆等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但会后曾希圣回到合肥,将张恺帆等人打成“反党联盟”。一批张恺帆的支持者,在“反右倾”斗争中纷纷落马。



他的政治生命结束在良心发现

但是曾希圣毕竟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那种安心以人民的苦难为基础向上爬猎取高位的人。

他骄傲了,瞎干了,造成了祸害,在现实面前,终于还是睁开眼,醒悟了。

据说,使他清醒的有两件事。

一是他曾回过一次湖南故乡。虽然当地干部早已做了封锁的布置,警告老百姓不许向曾书记胡说实情,故乡总还有一些“老叔”们憋不住时会发出心中的愤懑,再说人们生活的疾苦也是掩盖不住的,曾希圣触目惊心,非常难过。

再一件就是他在兼任山东职务时所见的实际情况。

湖南和山东的情况使他联想到安徽,他坐不住了,打报告请求辞去山东职务回安徽。

一个人如果是真心想了解真实情况,其实也是容易的。

当时安徽人民的生活可用“饿、病、逃、荒、死”五个字来概括。曾希圣没有文过饰非,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了罪”,声言要“戴罪立功”。

这就是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由来,当时按曾希圣的说法叫做“农业生产责任制”。

这次实行这个“农业生产责任制”,曾希圣是认真谨慎的,向上请示,向下调查,和干部群众商量,打消顾虑,事先表示如有错误由自己承担担子,等等。

在层层向上请示时毛泽东也答复说可行,当时曾希圣高兴地说:“通天了!”

虽然这个责任制对生产有利,农民也欢迎,曾希圣仍不敢掉以轻心,他向干部提出了十四条防止重犯过去错误的事项,主要是不能蛮干,不能急于求成怕落后。

看来,过去的教训曾希圣确已铭刻在心了。

安徽省做这件事当时是惊动了许多人心的。陶铸当时就曾说:“曾希圣在做一副大牌。可能赢个满贯,也可能输个精光。”

曾希圣当然希望能挽回曾经的罪恶,至少不在饿死人。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饿死那么多人,可以免责,让人民吃饱饭,就犯了错误。

1961年12月,全国困难稍稍缓和,毛泽东就把曾希圣找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

曾希圣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露不同意的意思,安徽省委决定62年继续搞下去。

没想到,就在次年,在那个让大家“出气”、“看戏”的七千人大会上,

曾希圣却被指名检讨他所犯的“方向性错误”,在曾希圣还没有回过味儿来不知错在哪里的时候,就被免去职务,叫他从北京直接移居上海,

他请求去安徽告别,不被允许,而且,“任何材料都不要带去,片纸只字都不能拿。”家属是由有关部门安排,在蚌埠上火车同行的。

据他夫人余叔说,自结婚后,只见曾希圣痛哭过两次,一次是在听陈赓讲他哥哥被张国涛迫害至死的经过时,另一次就是在蚌埠火车上相见,曾希圣抱头痛哭。

曾希圣所犯的“方向性错误”究竟是什么?后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明确说明:说他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到上海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当然实际上是赋闲。文革中多次批斗,遭受皮肉之苦,不久便病魔缠身,66岁即去世。

对于曾希圣来说,死都死的不那么心安。

编者按: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后半生的经历。在他“极左”给一省人民造成了大害的时候,曾红极一时;

在他醒悟认错决心“戴罪立功”,并已初见成效,为人民办了大好事的时候,却倒了霉,应了陶铸那句话的后半,“输个精光”了!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经历者最尴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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