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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父宋耀如


文:孙德喜  转载微信公众号:独立作家

民国教父宋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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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撰写民国历史人物传记而著称的传记文学作家陈廷一不久前出版了他的宋耀如传记,他将这本书取名为“民国岳父:宋查理”(陈廷一:《民国岳父:宋查理》,东方出版社2008年9月版)。传主宋耀如既然是民国首届临时大总统,中国同盟会与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和统治中国数十年的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以及担任过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岳父,这样称呼他未免不可。不过,这总给人一种玩噱头的感觉。宋耀如确实将其儿女培养成民国的栋梁之才,他的3个女儿也分别嫁给了民国领袖,但是民国领袖也决不只是宋耀如的3个女婿。据笔者看来,与其说宋耀如是“民国岳父”,倒不如改一字而变为“民国教父”更确切一些。因为,他的女婿所创建的中华民国的立国思想则来自宋耀如。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宋耀如的声誉不是十分显赫的,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基督教牧师,再就是他是宋氏大家族的创立者,对于宋耀如的思想精神,人们所知甚少,也很少去思考宋耀如为什么能够将他的子女都培养成历史上留名的栋梁之材。论宋耀如的出身,其实并不显贵,并不是人们常常想象的那样显赫的官宦世家或者书香门第。现在一些学者在谈到宋耀如的家族时,常常津津乐道于他原来的韩姓历史如何久远,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韩国王公,乐于将宋耀如的血缘与宋代大将韩琦乃至汉初名将韩信联系起来,显示其家族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血缘(参见陈廷一:《民国岳父:宋查理》,第4-5页)。然而,实际情况则是韩家在宋耀如父亲去世后已经破落,再经过土匪强盗的骚扰,并不比一般人家强多少。据了解,宋耀如父亲韩鸿翼去世后,宋家“家境日渐窘迫。子女三人年齿尚幼,眼看将衣食无着,难以为继。”(于醒民、唐无继、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上),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由此可见,童年的宋耀如就同鲁迅一样,都是破落户的子弟,虽然不能说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却也距最底层不远了。当年的鲁迅在父亲去世后还能继续在学校读书,宋耀如却没有鲁迅那样的条件,在父亲病倒之后便没有再读书了,基本上辍学在家。所以,当他12岁的时候,在美国经商的堂舅宋明山回乡探亲并为他的生意招兵买马之时,宋耀如才可以跟着堂舅飘洋过海到美国谋生。

宋耀如这一去美国,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而且促成了他现代思想意识的形成。仅仅10来岁的宋耀如,来到了美国,既看到了远远超过中国的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又感受到美国先进的文化,特别是民主自由精神。就在他刚刚抵达波士顿不久,舅舅找来一位叫林地的大学生给他教授英文。这位林地小姐在教授英语的过程中向他介绍美国伟大的政治家林肯的民主精神,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成为少年宋耀如心目中的英雄,从而激发起宋耀如对美国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极大热情。在舅父这里做了一段时间的伙计,宋耀如以他的勤快和聪慧,得到了舅父舅母的宠爱,将他过继过来做儿子,于是他改从舅父的姓“宋”。舅父对聪明灵慧的宋耀如寄予厚望,希望他在这里好好的干,将来继承他的家业。但是,宋耀如尽管非常年轻,还是没有听从舅父的安排——在他的丝茶店里安安分分地做个小伙计,而是希望进学校读书,要求读大学。舅父没有想到只有十四、五岁的宋耀如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感到有些恼火,并且拒绝了宋耀如的要求。宋耀如在失望中毅然从舅父家出走,单身一人在这个远离故土的国家里闯荡。他的这一出走,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说舅父带他来美国,让他大开眼界,磨练他的意志,那么宋耀如的这次出走则令他独立并获得自由,坚定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而打通了通往美国大学的道路。

宋耀如从舅父家出走以后,他登上了美国“阿尔贝特•加伦汀”号缉私艇,从而成为一名美国海岸警备队的士兵。这段经历不仅使他深受该缉私艇的船长查理•琼斯的赏识,而且让他学得一身武艺,并且让他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青年在这个存在着严重种族歧视的美国站稳了脚跟。查理•琼斯之所以赏识宋耀如,是因为宋耀如不仅机灵、聪慧、顽强,而且同自己一样对基督教的浓厚兴趣并推崇和仰慕林肯。查理•琼斯的赏识,令宋耀如非常感动。出于感激,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理•琼斯•宋”。在查理•琼斯等人的深刻影响下,宋耀如于1880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查理•琼斯慧眼识才,他根据自己对宋耀如的考察,觉得宋耀如具有非凡的潜质,决心将他培养成他所崇拜的华盛顿、林肯这样的杰出人才,希望他在学成之后回到中国传教,以拯救那些如迷途羔羊的中国人的灵魂。于是,他极力向圣三一学院院长和百万富翁卡尔将军举荐,卡尔将军也十分器重宋耀如,觉得他很有培养价值,于是收养他为义子,愿意承担宋耀如大学读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在美国大学的学习,让宋耀如不仅大大增长了知识才干,铸就了他忍耐、顽强、坚韧的优秀品格,而且让基督教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美国的共和精神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并且化为行为处事的根本准则,并且让他树立了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的伟大理想。

带着振兴祖国、拯救国民的伟大理想,宋耀如没有留恋美国那种优裕的物质生活,告别了深深爱恋的妙龄少女南希•爱琳和被他认着义父的卡尔将军回到了祖国,他决意通过布道以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拯救国民精神。不过,在他回国最初的日子里,宋耀如屡遭挫折,他所在美国监理会的顶头上司林乐知出于嫉妒和对中国人的不信任,不仅没给他以应有的帮助和支持,反而常常给他出难题,故意为难他;而自己的同胞则因为宋耀如穿着洋装,没有像自己拥有大清国民的重要标志——脑袋后垂着一条辫子,将他视为洋人的走狗,拒斥他,向他投石头,就连他所教的学生有时也捉弄他(参见陈廷一:《民国岳父:宋查理》,第87-88页)。但是,宋耀如并不气馁,他善于反思自己,省察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过错或者不当的地方。通过反思,他觉得在同林乐知打交道时并无过错,只是在向同胞传道时还存在着情感上的距离,没有让同胞对自己产生认同感。于是,他脱下西装革履,穿上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在脑后留起了辫子,并且设法以自己的真情与诚恳去打动他们。于是,宋耀如利用自己的经商特长先赚点钱,兴办慈善事业;以解决同胞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利用自己的医术为同胞治病。宋耀如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到底赢得了同胞的信任,他的真诚将本来准备刺杀他的杀手朱铁掌感动,从而化敌为友,成为他忠诚的保镖。但是,宋耀如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因为同胞中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超前的思想——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共和国,更不敢接受他的这些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养成了人们对于皇帝的依赖。在人们心目中,没有皇帝管着自己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怎么活下去。他们虽然有时对残暴无能的皇帝表示不满,有时也要求推翻某个皇帝,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皇帝,他们所要的是开明的皇帝。与此同时,当时的满清政府虽然面对列强的欺侮显得软弱无能,但是对于国内民众的反抗却非常残暴,毫不手软,从而使得普通民众不敢轻举妄动。太平天国的惨败在人们的心头留下了浓浓的阴影。满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摇摇欲坠的统治,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高压政策利用特务制造白色恐怖,确实给宋耀如的思想启蒙带来严重的困难。

然而,宋耀如是非常坚强的,他想方设法联合反清志士,为推翻满清的封建政权作准备,进而为建立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扫除障碍。为此,他一度与太平天国的后人建立联系。但是,宋耀如很快发现,这些太平天国的后人反清只是为了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便试图以“现代的中国需要的华盛顿、林肯,而不是新皇帝”说服他们。结果,宋耀如没能说服他们,只好重新寻找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林肯的人。幸运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后来创建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孙中山。不过,当宋耀如最初接触到孙中山的时候,宋耀如发现了孙中山虽然是一个拥有伟大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仍然对满清政权抱有幻想,他试图通过上书李鸿章的方式,寄希望满清政府推行改革,以革新政治来给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宋耀如预言孙中山此举不会成功,便说服其不要上书,但是没有让孙中山信服,于是他们二人举行了一场檀香山式的摔跤比赛,决定谁获胜就采纳谁的意见。结果,宋耀如因提醒孙中山注意背后的粪坑而违反了比赛中不许说话的规则。于是,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北上上书,结果果然如宋耀如预料的那样碰了一鼻子灰。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宋耀如继续做他思想的工作,说服他不要做洪秀全第二,而是必须做华盛顿第二、林肯第二,并且向他“反反复复地宣传林肯关于‘民有、民享、民治’的主张。”(于醒民、唐无继、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这样,林肯的“三民主义”在一代伟人的心里扎下了根。经过宋耀如多次的教诲,孙中山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放弃了做洪秀全的梦想,并且在宋耀如面前对着上帝、太阳和大海宣誓:“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华民国。”他对宋耀如说:“查理兄,你常讲林肯的三民主义,我想了很久,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民国——国民有权实施三民主义的国家。”此时,孙中山明确了自己奋斗目标,他开始“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于醒民、唐无继、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一旦孙中山确立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的伟大目标,宋耀如便不遗余力地予以全力支持,他不仅及时有效地四处筹集巨额款项给孙中山革命提供经费,先后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女儿宋霭龄和宋庆龄送到孙中山这里当秘书,协助孙中山的工作,而且还作为秘密的革命党人为孙中山的革命的出谋划策,奔波联络。当孙中山的革命遇到了失败的挫折时,宋耀如尽管自己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对孙中山仍然一如既往地予以帮助,安排他的住行,确保他的安全;当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被捕或者遭到绑架,宋耀如不仅一直牵挂在心,而且利用一切关系极力拯救;当闻知革命党人惨遭杀害时,宋耀如则主持特别的礼拜,予以深切而沉痛地悼念;当革命党人内部出现矛盾纠纷,可能导致内讧时,宋耀如则不顾自己的病痛,亲自登门劝说,做各方面的思想工作,极力避免由此造成革命的损失;当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宋耀如则举家同往;当革命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宋耀如则一直保持低调,既不贪功,也不恋权,婉言谢绝孙中山要他出任政府官员的邀请:“我的理想是自由地传道,让上帝的声音传遍全中国。”(于醒民、唐无继、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他以实际行动首先在中国做了第一个华盛顿,这在非常重视权谋,贪恋权力、攫取权力的国度里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壮举。或许受他的影响,孙中山在建立的中华民国之后,为了维护革命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利益,激流勇退,辞去大总统的职务去搞铁路建设,宋耀如则非常乐意做孙中山的助手,一起规划20万里铁路建设。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宋耀如都坚定地予以全力支持,但是对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某些背离现代思想理念的策略和做法则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孙中山作为政治家,在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制肘,有时为了革命的成功,不得不采取某些非常措施和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宋耀如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可以容忍失败,但是不能容忍有悖于现代思想意识。1907年遭遇两次武装暴动失败的孙中山准备发动两广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开始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表示在革命中“兵权与民权应当并行增长,等平定天下后,才能解兵权而授民权。”(于醒民、唐无继、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21页)孙中山的主张立即遭到了宋耀如的反对,于是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孙中山试图引法国拿破伦的历史来说明自己的意图,宋耀如表示绝不苟同,并且发誓:“中国断断不能推翻满清,又来一个拿破伦式的独裁者,中国需要的是林肯、华盛顿。如若谁欲效法波拿巴特,应当全国共诛之。”1913年,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刺杀了革命党中坚人士宋教仁,宋耀如力促孙中山讨伐袁世凯,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孙中山最初犹豫不决,他不忍心再让黎民百姓再遭涂炭。宋耀如则认为这是养虎贻患,并向孙中山力陈利害,如果不除袁世凯,那么将来必将会有更多的百姓生灵遭到祸害。推翻袁世凯,对于宋耀如来说,正是为了维护他心目中的民主共和的庄重承诺和诛灭独裁专制的誓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觉得同盟会和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缺乏凝聚力,要想革命取得成功,必须改变党人涣散的现状,必须强化领导人的权威和权力,因此他要求加入革命党的人“均须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加盖指模。”(于醒民、唐无继、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07页)宋耀如看到孙中山的这一要求严重违背了民主的原则,而且按捺指模有辱人格,因而表示反对。孙中山则坚称政党必须以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党员,宋耀如严厉指出:“上帝和民主才是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而对你是不必绝对服从的!”(于醒民、唐无继、高瑞泉:《宋耀如全传》(下),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宋耀如正和孙中山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来了黄兴。黄兴这段时间也与孙中山就这事发生争论,现在宋耀如要黄兴和孙中山进行辩论,他本人充当公证人,而孙中山担心宋耀如偏袒黄兴,宋耀如明确表示自己站在上帝一边,只维护真理。在辩论中,孙中山说:“克强(黄兴),不采取非常措施,这个党是难以统一的。你给我两年时间,让我试试看。不行,就让你来当党魁。”宋耀如立即发现这句话有问题,当即作出反应:“党魁须经党员公举,不像财产那样可以转让的!”孙中山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话错了。在宋耀如这里,朋友归朋友,友情归友情,他以自己的坦荡和真诚对待革命领袖,以民主和自由的理念矫正革命领袖的过错,从而为孙中山后来提出他的“三民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他后来成为为国共两党百十年来共同敬佩的领袖铺平了道路。也正是在他的熏陶和培育下,宋耀如的子女们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都成长为近现代中国的栋梁,为推动其父的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耀如确实是中华民国的教父,是现代中国的教父。现代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富强正是从他这里开始的,尽管后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历史因背离了他的理念而走了不少弯路,但是我们相信,他的“三民主义”,他的自由、平等、博爱代表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发表于 2016-10-22 11:42: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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