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希霆：文化地标应契合公共文化属性 彰显文化生命力与前瞻性

卜希霆：文化地标应契合公共文化属性 彰显文化生命力与前瞻性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期刊
作者：田野

文化地标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对于外来的游客而言，是必去的观光打卡地；而对于城市的居民而言，则是与日常生活、工作、休闲消费、文化熏陶息息相关的重要场所。文化地标大多具有公共空间属性，折射着城市的厚度与涵养，作为公共文化设施连接着一个地方的精神文化与美好生活，发挥着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职能。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研究基地主任卜希霆看来，打造城市文化地标，有助于彰显城市文化特质，增强城市居民凝聚力，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优秀的文化地标有助于吸引人才、吸引外资，带动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公众文化获得感；缺失文化地标，城市就等于失去了文化审美的对象、文化识别的符号、文化认同的载体和文化发展的物证，失去了在历史长河中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


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金字塔

文化地标要契合公共文化属性

城市文化地标大多具有鲜明的公共空间属性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若想从公共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地标建设，就要先摸清城市公共空间包含哪些属性。

卜希霆认为，城市公共空间首先应具有人本性，即城市的公共空间规划建设时要充分考虑的尺度、温度及效度；其次要具有公共性，公共空间是服务于大众的，必须在一定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之下，是公共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应具有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韧性；第三要具有复合性，即是要求公共空间更加集约化，在满足交通枢纽与综合体功能条件下还要满足多元、动态、全龄全时的公共文化服务需要；第四要具有开放性，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中要依法决策、科学论证，广泛吸纳公众与社会参与，并确保公共空间最大限度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第五要具有时代性，即是要求公共空间关照当代人的精神情感、文化消费、文化风俗以及生活审美情趣。

城市文化新地标建设需要在满足其公共空间属性的基础上，遵循一定营造原则。

卜希霆详细阐述道：“一是要‘双效’统一，既要满足社会效益，以社会效益为先，又要满足经济效益，实现其自身造血功能。二是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每一个市民的文化需要，兼顾上述提到的尺度、效度与温度。城市文化地标设计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这一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要多元包容，城市文化地标的公共性要求文化地标要坚持以弱势群体为先的底线思维，从而保障不同人群的文化需要，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也包括对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消费圈层的包容。四是需要社会参与，文化地标代表城市的整体形象，属于公共资源，需要在前期的规划过程中就要有大众的共同参与，建立健全设计方案比选论证与公开公示制度，确保其与城市功能、生态环境、空间尺度、地方精神等保持一致。五是要有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不能前期热闹后期闲置，造成空间和资源的浪费，需要顺应时代不断更新与调整文化地标场域的活动内容和场景设计，以适应科技的发展和文化需求的变化，使文化地标做到承载历史、关怀当下、展望未来。”

此外，针对如何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卜希霆还总结了公共空间创意营造必备的“五力”，即文化培育力、消费引导力、创意营造力、审美涵养力、精准服务力。


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

文化地标要彰显文化生命力

近年来，大而不当、审美低下的地标建筑在各地屡屡出现，深受公众诟病。城市文化新地标的建设应如何脱离“土味”“审丑”，真正体现人文和谐、城市特色和高审美水平？在卜希霆看来，城市文化地标必然要反映出文化审美高度，而要避免文化地标“审丑”、文化价值缺失等问题，主要从四个方面考量。

首先是文化地标的认同性，满足所在地共同情感记忆。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文化地标打造过程不宜过急，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时间积淀的基础上，保证充分的文化挖掘过程。

“要在文化地标建设项目中加强前置性的评审及公开公示程序，充分吸纳业界专家、设计师以及公众的意见。”卜希霆说。

其次是文化地标的思想性，延续尊重城市历史文脉。卜希霆认为要在充分挖掘所在地文化风物、记忆与符号的基础上开展规划设计，切忌生搬硬套外来建筑符号造型。文化地标是地方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

例如由著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体现了古典建筑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既展现了江浙一带的民居风格，也符合现代审美中空灵简约的趋势。

再次是文化地标的和谐性，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文化地标应当与地理环境“不违和”。卜希霆提到一个现象，进入21世纪，一些国外设计师在欧美诸多城市更新放慢脚步的背景下，转而把城市更新较快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城市当作建筑“试验田”。

一时间，缺乏本土文化积淀的“奇奇怪怪的建筑”“洋垃圾”在许多城市蔓延。奇怪建筑的背后既是畸形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自信缺失在作祟，亦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意志在作怪。

最后是文化地标的耦合性，结合城市空间科学布局。卜希霆谈到，在文化地标的建设地点选择上，有一些城市的市中心或老城区已经没有建设空间，就把新的文化地标建到了偏远的地方，结果就是建筑很壮观，但是没有人气，无法为所在地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因此，文化地标建设一定要符合城市空间的布局，通过网格化布置，与城市更新相适应，过度中心化和过度偏远都不可行。

文化地标要彰显文化前瞻性

卜希霆多年来参与了许多城市创意空间营造的项目规划，也考察过许多国内外的城市文化地标，谈及优秀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建设实例，他向记者介绍了两个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也极具启发性的国际案例：日本六本木新城与芬兰赫尔辛基颂歌中央图书馆。

日本东京的六本木新城是东京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设计规划，2003年建成对外开放，到现在仍是日本新兴文化业态覆盖区，可见其规划的前瞻性。六本木新城的突出特点是集约化，建有美术馆、博物馆、酒店、剧场、购物中心、餐饮区等，集中满足大众休闲、艺术鉴赏等文化消费需求。其建设呈现景观化，以都市花园的理念，做到移步换景，以赏心悦目的景观对大众形成强烈的吸引力。

另外，六本木新城还兼顾生态性，建有绿色广场、空中庭院、花园，甚至水田，让城市里的人感受到自然与农耕的乐趣。文化地标的公共属性也在六本木新城得到充分体现，这里建有大量艺术文化和休闲设施，遍布艺术馆、观景台、画廊和大型雕像等公共艺术品，都可以让公众充分感知与体验。

芬兰赫尔辛基的颂歌中央图书馆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新地标，颂歌中央图书馆从规划、招标到落地，历时20年时间，于2018年12月正式开放，力图打造一个适应未来都市文化社交功能的综合空间。颂歌中央图书馆建在城市的核心地区，还建设了配套的周边设施，以充分满足公共性。

建筑的第一层包含市民广场、餐厅、电影院和多功能报告厅；第二层包括放映室、音乐室、媒体室，以及创意制造空间；第三层是图书馆，其10万册的藏书量并不算大，但拥有庞大的电子借阅系统，书籍陈列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更像是一间大型书店。

总体而言，颂歌中央图书馆带有着极强的空间融合性，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形式，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在工作生活之外的“第三空间”。

此外，颂歌中央图书馆对建筑材料的选择、对自然光的充分利用，都体现了可持续性发展的设计理念，为其他文化地标的建设提供了良好借鉴。

（本文刊于《文化月刊》2021年2月号）

责任编辑：杨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