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为何澳门能行，而香港不行

经济上为何澳门能行，而香港不行

来源：尘世微言

香港和澳门，常常被国人用来作为“坏孩子”和“好孩子”比较的典型。澳门回归后的20年，人均GDP从1.55万美元增长到8万美元，增长了4倍多，从一个全球排名第四十左右的普通高收入经济体，一跃跻身前五的最富裕梯队。而同期香港只增长了0.94倍。回归前，澳门经济人均收入在回归前明显低于香港，如今已经把香港远远甩在后面。

香港为什么做的不如澳门好？很多人说是政治不稳定导致的，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并不是政治导致了经济不景气，而是经济不景气、阶层固化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要知道，2008年前后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和“中国人”的认同感都是很强的。所以，探讨今天香港为什么落伍，最重要的还得从经济上去寻找原因。

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前，确切说在1990年左右以前都是工业城市，制造业是本地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也基本是围绕着制造业展开的。不像今天香港高级写字间林立、形象靓丽的白领穿梭的景象，1980年代香港更像今天的东莞，全港有4万多家工厂，产业工人近百万，制造业占了经济的30%以上，而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5%以上。在回归前，澳门其实是香港的经济附庸，随着香港工业的崛起，大量港资也涌入澳门，帮助澳门完成工业化，80年代澳门也有2000多家工厂，产业工人7万多。

随着80年代中期的中英和中葡谈判结束，港澳在政治上进入回归过渡期，在经济上则开始进入经济转型期：就是要改变产业结构，提升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应该承认，在初始阶段（大致在1985—2000年之间），香港由于英国治理优势，本地资本和人才的优势，做的远远比澳门成功，香港在回归前后达到“高光时刻”，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金融中心。而当时的澳门比较惨，回归前经济连续几年负增长，不仅没有香港繁荣，在工资、福利方面也不如香港。

但是从这三十多年的整个转型历程的比较来看，澳门的确比香港成功，产业升级的华丽转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业时代的遗留问题基本都消化了。香港虽然取得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并没有解决以前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由此衍生贫困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固化、房价收入比畸高等问题，居民都反映回归以来生活改观不大，甚至很多底层人比回归前更难赚钱。哪些因素导致了香港澳门发展转型成效的巨大差异呢？

首先，从经济体量上讲，澳门就具有先天的巨大优势。澳门在回归时只是个人口仅有40万的经济体，在内地不过是一个中等县的规模，由于体量太小，仅仅需要一个产业或几个公司，就足够可以支撑起整个城市的繁荣。这也是像澳门、摩纳哥、卢森堡这种“微型经济体”能够暴富的原因。具体而言，澳门的繁荣就是靠博彩业，回归前主要客源来自香港，但是香港人口有限，澳门博彩业一直做不大，到2003年，中央政府开放内地游客到澳门的“自由行”后，博彩业立即兴旺起来，到2013年，用了短短十年，营业收入就从303亿澳门元增加到3600多亿澳门元，这一年博彩业为每位澳门居民带来近60万澳元（8万多美元）的收入，为政府创造了1400多亿澳门元的税收。所以“澳门奇迹”简单地说就是“博彩业奇迹”，一个博彩业就让几十万澳门人赚的盆满钵满。

而香港在回归时是一个有着600万人口，GDP千亿美元级别的“中等经济体”，它的GDP总量与南非、菲律宾、越南相仿。香港在发展和转型中所解决的问题要比澳门复杂地多，不可能像澳门那样仅靠一个产业或做成几个大公司就能大功告成。澳门与香港相比就像硅谷附近的 Cupertino、Sunnyvale之类的小城与旧金山的关系，这些小城市仅靠一两个知名IT公司就可以成为全美收入最高的市镇，但是有几百万人口的大旧金山就不同了，虽然它有很多著名企业、基础也好，但是要面对的贫困、治安等问题多得多，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那些硅谷小城。

从产业转型方向来看，香港把金融业当做重中之重，城市定位为全球金融中心，这当然是香港本来就具有的天生优势，也是提升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一个正确做法。但是金融业的缺点在于，它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吸纳就业人数也有限，不可能吸收产业转型升级中被淘汰的产业工人。香港金融业规模如此大，不过创造了25万个工作岗位，仅仅占全港就业人数的6%。

香港经济转型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中环，以及它邻近的湾仔、上环的成功，其他地方，像观塘、屯门、深水埗等大片地区仍然比80年代没有多大改观，香港还有140多万旧的经济基础遗留下来的贫困人口。所以，香港一方面经济高度繁荣，另一方面贫困问题没有什么改观，这也是香港人民对“一国两制”不满，政治上不稳定的基础诱因。

而澳门的定位是“博彩旅游之都”，这两个行业恰好不是什么“高精尖”行业，受过初中等教育的人就可以做，2018年仅仅赌场和酒店就创造了15万个就业岗位，这不仅消化了澳门旧的产业工人，还须引进十多万内地劳动力来澳就业，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

再者，就是至关重要的城市发展空间问题。对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都很充沛的城市来讲，地理空间是其转型的基础关键因素。比如，在改革开放前，北京朝阳和石景山也有很多老的工业区，并且后来工厂都不景气，但是北京并没有衰败，它可以利用海淀、朝阳区三环以外的广阔地方来发展IT、金融、文创等，直到今天北京在通州和大兴还有非常多的土地来承接新的城市功能，所以北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不断脱胎换骨，上海也有比浦西面积更大的浦东来作为城市转型的空间。但是土地极为狭小的香港，早在工业化时代，土地利用就已经远远饱和，进入经济转型时期，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提供城市发展新的功能。香港回归以来，仅仅依靠填海造陆增加了7.6平方公里的建筑用地，这注定了香港纵然有人才和资本的优势，但是没有用武之地。

澳门虽然土地不多，但是填海造陆成本低，环保阻力也小，从1986年至今土地面积几乎增长了一倍，从16平方公里到33平方公里，今天澳门最发达的赌场、酒店和购物中心基本都是建设在近三十年填海工程新增土地上的。近年澳门还逐渐获得了横琴岛（面积是澳门的3倍）的开发使用权。这些土地对于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已经相当充裕了。也就是说，在经济转型阶段，澳门虽然绝对土地面积不到香港的六十分之一（16：1068），但是澳门的城市发展空间却比香港大，也就意味着澳门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空间，做更多的布局，香港只能艰难地靠拆迁改造争取一点土地做新兴产业。

所以，香港转型跟澳门相比，尽管天时一样，地利人和明显不如澳门，被澳门甩在了后面。但是从全世界70年代以来大型工业城市（如芝加哥、底特律、都灵、新西伯利亚、大阪、神户）转型的横向比较来看，香港算是做得很成功了：从一个在产业链位置比较靠后的简单出口加工业城市，一跃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人均GDP也超越了日本、德国和英国等经济体。这些本身就是个非常难得的成就，说香港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澳门条件太好，发展太迅速，以至于让香港显得黯淡失色。

如何破解香港发展难的问题？从纵向和横向比较来看，香港在制度、资本、人力资源、区位等各方面条件够优越了，这些方面没有改进的空间了。地理空间不足是香港缺乏前景的死穴，香港的城市发展用地顶多有26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四环以内的面积），不到北京、上海城市发展用地的十分之一，现在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有瓶颈，都可以归结到土地资源匮乏上：

第一，没有城市建设用地，就没法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城市缺乏新的增长点，尤其是青年人缺乏多元化的发展出路。香港优秀青年除了做金融、律师几乎没有其他出路，不想内地青年可以创业，做互联网、人工智能、新制造。

第二，没有城市建设用地，就没法建设新的城市功能区，提升城市环境和形象。香港现在除了中环尖沙咀一带还可以跟深圳PK一下，其他老城区各个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的市容水平了。原因在于香港的城市建设大部分完成于60至80年代，至此以后没有新的土地来搞城市建设，整个城市的功能承载和环境只好止步于回归前的样子。不像纽约、巴黎、东京这种发展过了的（developed）城市可以有足够空间开拓新市区，提升城市环境水平。

第三，供地严重缺乏还导致房价畸高，年轻人购房越来越无望，这也是香港年轻人对社会不满的一个强大诱因。

如果香港能够有深圳、北京这么充足的土地，搞上几个新兴产业园区，建上百万套住宅，香港经济发展将是另一个想象空间，它会比所有内地城市都更具有诱惑力，相信催化香港青年人上街的怨气会烟消云散一大部分。

尽管奢求香港像内地城市具有这么多土地资源是不可能的，那么应该如何尽量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解决香港的这些社会问题呢？现在看大致有“横琴模式”和填海造陆两种。“横琴模式”就是选择内地未开发的土地，双方合作开发、共同管理。但是珠江口东岸与西岸不同，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香港周围没有横琴岛这些的大面积冲击岛可用，寸土寸金的深圳更不可能、也没有需要来拿出土地和香港一起开发利用。只有比较远的惠州会有土地，但是距离过远又是个问题。

对于填海造陆，香港海岸线漫长，也一度是亚洲填海造陆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是后来由于严格的环保措施和利益集团阻挠，只有零星的填海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土地供应对容纳稀释香港社会压力，扩大发展空间的意义，应该有魄力打破利益集团阻碍，放弃刻板的海岸环境保护政策。据说这些年东京湾造陆面积已经达到250平方公里左右，珠海也造陆62平方公里，如果香港能够再造陆100平方公里以上，那么城市发展空间将增加40%，其意义不言而喻。

最重要的一点，应该认识到，在发展的地理空间潜力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香港靠自身消化社会问题是相当艰难的。各个经济体之间协作的好处不仅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也是互相承担释放压力，增加整个社会经济的韧性。香港在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发展中，奉行的其实是一种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会保护一些既得利益，同时让使得自身社会矛盾没有向外释放的出口。

香港被认为是最开放、国际化的城市，但是香港人却相当闭塞，尤其是不愿到内地发展。全世界面临转型难题的大城市很多，但是没有像香港这样青年人感到如此前景渺茫的。区别在于，沈阳、哈尔滨、芝加哥经济虽然不景气，但是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可以去北京、深圳、纽约，通过人口的迁徙就把发展压力给化解了，但是香港人除了少数移民到欧美澳外，多数还是留在港九新“困兽犹斗”。

香港的高等教育质量很高，四十年来港商在内地发展的经验也表明，港人做事勤勉、善于经营。如果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能够在制度和教育上打破樊篱，未来能够做到在内地就业和置业成为香港年轻人可以考虑的普遍性选项，这对香港人自身来讲将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也是分流香港社会问题的一个解压阀。从经济学普遍原理上来讲，香港与内地之间真正能做到人员与资本自由流动之时，才是香港可以实现普遍性繁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