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只有北京大的以色列，凭什么成为超越日中印的创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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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只有北京大的以色列，凭什么成为超越日中印的创新国家

深度-只有北京
大的以色列

自2000年以来，以色列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8人；以色列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科技产品同其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占以色列整个出口总额的75%

这就是以色列，一个中东地图上的边缘国家，一个大众心目中老是惹是生非的国家。

在阿拉伯之春横扫中东地区的数年之间，以色列基本上置身事外谋发展，并获得了世界投资界越来越多的目光。 根据一份由以色列风险投资研究中心和毕马威律所合出的报告，2014年，以色列的688家科技公司总共拿到投资34亿美元。

今年4月份，以色列驻沪总领事安迈凯在接受上海媒体采访时透露，目前，以色列有4800家初创企业，每年新增1000家初创企业。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欧洲的总和，也超过了日本、中国、印度的总和，仅次于美国。前两年，以色列还排在中国之后。

欧美巨头不仅仅大量投资、收购以色列的创新企业，苹果、谷歌、微软、脸谱网等等IT巨头如今都在以色列设研发中心。中国的BAT也早在数年前布局以色列。

据报道，除了BAT，联想、东软、中国平安、光明食品等公司也纷纷加入投资大军。 最新的一则消息是，4月28日，有媒体曝出盛大投资了以色列“颠覆未来之最前沿智能硬件公司”排名第一的Lumus公司。他们将把战斗机技术直接引入民用，颠覆并再次创新目前AR(增强现实)领域的诸多做法。

以色列国土面积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比北京略大一些，人口只有800万左右，不到北京的一半，GDP却和北京差不多，都在3000亿美元的水准。中关村虽号称“中国硅谷”，但是，大量的创新企业技术水平不高，和以色列创新企业的“技术流”路线形成强烈反差。

近年来，很多报道均提到，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创新企业的政策、资金支持与孵化。不过，并不是政府支持创新，一个国家就一定能够成功实现创新转型。研究以色列的成功，需要寻找更深层的原因。

“以色列科技创投第一人”YossiVardi面对中国媒体，毫不掩饰以色列军队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以色列军队对创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色列的全民兵役制不仅能让以色列的年轻人迅速成熟，尽早明确自己的目标，更给了他们拓展人际关系的机会。这个很好理解，全民兵役制很容易形成一种战友型的创业团队模式。

另外，以色列军队确实是培养年轻技术人才的熔炉。在服兵役期间，军队的尖端科技部门会把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挑出来单放一个部门里，鼓励他们大胆干、大胆想。而且这个部门里相互的关系很紧密，所以当服役结束后，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以色列高科技领域的大佬。 军工技术领先民用技术是一般规律。现在最热的VR技术，其实在军队中早就已经应用。美国海军BEMR实验室首席技术专家Arne Odland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VR技术一直被用作模拟训练，主要用于那些在真实系统上十分昂贵甚至危险的项目。”

以色列的军工技术非常强大，在航空、精密电子元件等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早在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之前，中以之间已经开始了军事技术合作，意图在“幼狮”计划的基础上，打造一款中国的三代战机。因为美国干预，中以合作研发三代战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是，后来中国独立研发的三代战机歼10身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幼狮”的影子。

在很多以色列创新企业的身上，都不难发现军工技术的影子。以色列有一家叫做基文影像（Given Imaging）的公司。有关资料显示，公司创始人加布里埃尔·伊旦曾经是以色列国防军最重要的武器开发商Rafael的导弹工程师，专门研制尖端光电元件，有了这些元件，导弹才能“看到”自己的目标。伊旦的想法是，他要把导弹中最新的微型化技术用于开发一种药片大小的照相机，可以从人体内部将拍摄的影像传输出来。最终，伊旦开发出了医用的胶囊摄像机，并取得了商业成功。

强大的军火工业基础，决定了以色列创新企业的高科技因。 走“技术流”事实也证明是最适合以色列这样的小规模国家的创新路。以色列没有足够大的用户市场和消费市场，因而很难诞生世界级的公司，但是，抓住高新技术这个敲门砖，也足以取得显著的成功。

探讨以色列何以成为创新之国，应该分成两个阶段来对以色列进行考察。一个阶段是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 在第一个时间阶段，可以看做是以色列确立并成为科技强国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则是以色列启动经济改革，并成功实现创新转型。第一个阶段为了第二个阶段的创新转型做好了充足的技术积累。

实际上，从100多年前，犹太人重返应许之地开始，以色列的经济仍然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的十多年。

以色列工业自1967年起，便把力量集中在高增值制成品上，开发基于本国科学水平和技术革新的产品，计有电子医疗设备、农业技术、通讯设施、精制药品、太阳能产品、电子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以及钻石加工等。这种作法，既满足了国内生产、生活需要，又带来了出口创汇效益。70年代后，它们的电子、光学和航空工程已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工业。

也正是在1967年，美国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以色列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要考虑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搞平衡，对以色列只是进行一般性援助。1949～1965年，美国政府一共给予以色列约10.71亿美元的援助，年均0.714亿美元，其中96％以上是经援。来自美国社会的援助另当别论。

但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使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以色列战略价值的保守看法，以色列在战争中显现出来的强大军力，使美国意识到以色列已成为中东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维护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六五”战争后，苏以断交，以色列便选择美国作后盾，美以特殊关系由此确立。

自此之后，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源源不断而来。2013年，据以色列国土报统计，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始，美国对以色列各类援助总额超过2337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1967年之后，而且这些援助绝大多数并不需要以色列归还。

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在6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变成以军事援助为主。美国毫不吝啬为以色列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一些新式装备和技术，美国在正式使用前，就给了以色列。中东成为美国新武器和新技术的现实试验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色列随时都面临战争的可能，美国军援也注重以色列的自我造血功能。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逐渐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工业，并且和美国军事技术人员一起合作进行武器技术开发。具体项目在此不一一列举了，感兴趣者自然可以搜到相关材料。

以色列国防工业日渐强大。到1992年，以色列军火工业产值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9.4%，各种高精尖武器装备出口50多个国家。 以色列走上科技强国之路，离不开美国的直接援助。以色列在建国之后，在中东确立了军事大国地位，背后是强大的军火工业为其背书。

不否认，这同时也是以色列人的主动选择，要是换做别的民族，可能也做不来。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在以色列正式建国之前，就已经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在海法建立了以色列理工学院。 据估计，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经理人中，70%以上毕业于以色列理工学院。以色列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和一把手中，68%毕业于以色列理工学院；以色列电子行业的经理人中，74%持有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位。 以色列的大学和普林斯顿等硅谷周边名校一样，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学术与科研支持。

截止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经济仍然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从政府到学界皆信奉政府干预。 建国之后，以色列形成了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以色列的社会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工会联盟所有和犹太社团所有。各种社会所有制的企业、团体控制了以色列经济的方方面面。从矿产资源，到电话、邮局、银行、工商企业，乃至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等等。

以色列国家虽小，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政府”。资料显示，1980-1985年，以色列财政支出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0%。其中又有大量的转移支付，1982年，财政转移支付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2%。

以色列经济体制的形成有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是当时世界的“潮流”。在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高度计划经济，强调政府干预。韩国、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政府计划并制定了方向正确的发展战略。在当时经济并不太发达的印度，甚至也有国家计委这样的机构。

但是，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抑制经济自由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以色列经济自1973年之后，陷入长达10余年的低迷期。自1973年至1985年，以色列经济年均增长率仅有2.7%。于此同时，通货膨胀年年攀高，在1984年，通胀率达到了450%。

现实的经济危机，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开始经济改革，放弃计划管制与政府干预。回溯既往不难发现，自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才真正奠定了以色列日后成为创新之国的制度基础。

1985年7月1日，以色列政府宣布实施“经济稳定工程”，这被称作以色列的“休克疗法”。 以色列首先调整汇率，7月份新谢克尔（以色列货币）累计贬值42%，接近实际汇率水平；其次，大幅削减对食品和公共交通的补贴；第三，确立以色列银行相对独立的地位；第四，控制货币增长，促使利率上升。

以色列的休克疗法很快起到了效果，经济趋于稳定。 从“休克疗法”开始，以色列实质上按照当时的“里根主义”，启动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并在以后的十余年中推进了一系列的后续改革措施，减少国家干预，形成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主导配置资源。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色列推出了资本市场改革，不仅赋予了企业融资、贷款的自由，而且将过去高达70%-80%的准备金率降到正常；完成汇率改革，最终实现了谢克尔的国际自由兑换；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退出一切可以退出的领域；放弃贸易保护主义，降低关税壁垒，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削减公共部门开支，80年代大力发展的军工部门，开始人员分流，并进行民用技术转化；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例如以色列电信市场就打破了一家独大的格局；经济创新转型，抓住国防工业转型以及苏联解体后大量高技术人才移民以色列的机遇，出台若干鼓励创业、创新的扶持政策。

在鼓励创业、创新方面，以色列从1984年就出台了“创新大法”，推出首席科学家等等具体措施，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从大的趋势来看，以色列向创新之国转型的过程，与其国内推进的经济改革几乎同步发生。以色列如果没有在90年代取得自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质性成功，创新转型恐怕也很难实现。

作为反例，新加坡在90年代也同样布局创新产业，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停滞，国民创造积极性被抑制，政府与企业争夺精英人才，最终效果不佳。

与以色列类似的国家还有中国。中国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开放，基本上与以色列同步进行了内容类似的市场经济改革——对内改革出售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给予居民更多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鼓励人民经商创业；对外吸引外资，准确把握住历史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分享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红利。这也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创新与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必然的关联。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并没有更加新鲜的道理，正是尊重自由、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的一种结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格局重整，这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窗口期。在90年代初期，中国、以色列等国家就把握住了这一机遇，从而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印度把握的有点迟，但也赶上了。对有的国家来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从政治制度上来说，以色列缺乏强势政党，长期以来工党、利库德集团等都缺乏单独执政的选票，而不得不与其他政党形成执政联盟。政党不太给力，那么，对经济的干预与破坏就小。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拉宾政府上台后积极推行“以土地换和平”计划，这也极大缓和了以色列周边局势。随着和平预期增长，国人创业、外国投资、旅游均开始繁荣兴盛。

以色列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国民带有强烈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犹太人重视教育、天生具有企业家精神。此外，以色列与美国创投界的犹太资本也存在天然的血缘和人脉联系。

不过，总体来看，以色列的一切并非偶然。一个国家只要给人民和市场以自由，只要社会进入正常的轨道，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预期，再加上重视智力投资，那么，几乎就可以取得教科书意义上的成功。

以色列的成功当然也有一些运气成分，比如占了美国援助好大的便宜，但是，以色列所取得的一切，又并不超越于常识。这个论断似乎没有什么新奇，但是，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有太多国家和政治人物仍然无法逾越常识的门槛。

以色列经济改革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他们能够利用十几年的时间成功完成市场经济转轨，并实现创新飞跃，足以令其他国家深思。

当然，百闻不如一见，要想亲身领略以色列的神奇，跟这里的政府官员、顶尖学者和资深投资人面对面交流，不如就跟宜信财富一道游学以色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