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子是伟大的立法者，而商鞅不是？

为什么说孔子是伟大的立法者，而商鞅不是？

来源：闻道不分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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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位于东国会大道，主楼后部，是法院东庭，常常被游客所忽略。

这里有着与主入口一致的三角门楣，门楣上协调排列着的16个各有含义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伦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它是说明中，将他们三人称为伟大的立法者，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感到非常奇怪。摩西和孔子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过立法，为什么能称为立法者呢？

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国人对”法“这个词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那么，什么是法（Law）？

按照国内教科书的定义：法是国家的产物。是指统治者（统治集团，也就是政党，包括国王、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一切规范的总称。

但是这个定义，事实上并不准确。



中国古代的“法”字，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水，代表着象水一样平，象征着公正。而另一边的“廌”，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又叫“獬豸”，它能辨别曲直。所以，“法”这个字的本义，其实在指“公正地分辨是非曲直”。它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是有很大区别的。

西方现代法学理论，将法律分为成文法与自然法（也称为习惯法，又叫先王之法），而现代中国的法律实际上仅指成文法，基本上是不承认自然法，习惯法的。

这样说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摩西会成为伟大的立法者。因为摩西制定了摩西十诫，并使之成为了基督教世界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地道的先王之法，也完全符合习惯法、自然法的定义。

而孔子呢？孔子的贡献则在于“道”。

这个“道”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实际上，孔子的道，远远超出了道德的范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徵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

这哪里是道德？完全是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其完整度，细腻度，足以跟摩西十诫相比。

事实上，孔子之“道”和摩西十诫，奠定了东西方2000多年来人类行为规范的基础，是名副其实的先王之法、习惯法、自然法。这也正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要将孔子与摩西称为“伟大立法者”的原因。





有朋友质疑：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商鞅？商鞅作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立法者。其原因，并非因为商鞅比孔子晚一些，而是因为商鞅的法律体系。

前面说了，“法”这个字的本义是“公正地分辨是非曲直”，而西方代表法律的符号也永远离不开一架天平。所以，无论是成文法，还是自然法、习惯法，都必须建立在相对公正的基础上。

所以，商鞅没有入选；而索伦之前的西方众多立法者，同样没有入选。

索伦在历史上所做最重要贡献，被称为梭伦改革。他废除了前世留下的大量的残暴法律，将法律重新建立在相对公正的基础上，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的立法者”地位。

而商鞅这个大法家，我们只要从他的代表作《商君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其立法的实质：“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之《弱民篇》）。很明显，商鞅立法的初衷，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只是为了强化君王对人民的统治。单凭这儿，就足以将商鞅踢出“伟大的立法者”之列。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要把“法”的定义固化在成文法上面，而完全忽视习惯法、自然法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法系”在处理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关系上。任何一部成文法，都应该建立在遵循习惯法原则的基础上；而当成文法违背了自然法的原则，办法或者结局只有两个：

1，主动修改成文法以符合时代进步和社会习惯的变化。

2，爆发革命推翻统治者，然后重新制定符合习惯法原则的新成文法。

比如在东周时期，奴隶殉葬还是“合理”的，因而是合法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殉葬制度越来越不能接受，社会的习惯法基础发生了变化，于是就修改了成文法，将殉葬视为犯罪。





这样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像美国废奴、反种族歧视等等。

而古代王朝有些君王，却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弱化自然法的地位，让大家以为，只有统治者制定的成文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百姓无权过问。同时，对传统的文化、道德、行为规范，进行大规模的歪曲、抹黑、批判，靠愚民政策巩固统治地位。



看看梭伦的改革内容，就知道他为什么是伟大的立法者了。

1，废除债务奴隶制；

2，废除德拉古制定的残酷法律，只保留关于谋杀的部分；

3，按财产的拥有量将公民分为4个等级，其政治权力按照财产来决定；

4，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

5，在贵族会议之外设立四百人会议管理国家，前三等级公民均可入选；

6，建立公民陪审法庭，无论有无财产，所有公民均可参加。

梭伦改革的内容，在约两千六百年前那个时代，无疑是先进且相对公正的。





那么孔子为什么也是伟大的立法者呢？

因为他为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了元规则——道统，即仁义道德。君王的统治要合乎道统；民众要守秩序，忠孝仁爱。孔子是中国道统的开创者，因而也是中国两千年前最伟大的立法者。

最后再举一例说明。来看两个儒学句解。

其一。“刑不上大夫：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苟请自裁。”

这话的意思是：士大夫犯了罪，不要等到有司拿办。罪过轻，就自负请罪；罪过重，就穿上白衣，拿上宝剑，到河边自裁吧。如日本铁路事故，社长自杀；韩国沉船，校长自杀……都属于典型的“刑不上大夫”。

其二。“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这话的意思是：平民百姓，整天要忙于生计，就不要求全责备其礼仪是否完备了。

这些“道统”原则，其实就是以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儒家确立的，它们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习惯法、自然法。所以说孔子为伟大的立法者，可谓当之无愧。

对于儒学和古代法律之间关系的研究和思考，我们似乎还存在一些空白。而近代以来关于儒学的争论，向来是阵营分明，各执一端，然可以说都过于极端。

另一方面，诚如法学者翟志勇所言：“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八极，但大立法者必须附身于大地之上，触摸现实的困境，回应当下的问题，将思想建构为可行的新秩序。”

作为塑造了中国两千年法统的儒学，当然需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我们需要用现代观念，从大历史的角度，以大立法者的视角，重新思考儒学与法学的关系。这对于当下的社会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