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溪客：从“教授治校”到“校治教授”，官场化大学失魂落魄

要说中国大学最显著的特色，可能就在它的行政级别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最直观地体现在大学校长（书记）的官阶上——上级在任命大学的主要领导时，都会标注他们的行政级别。比如，今年“两会”前，中央在任命“黄泰岩同志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时，就特地用括号标注“副部长级”。
大学既有行政级别，就难免要官场化，就会像下面这则新闻所说的那样按官场化行事：2023年3月2日，由山西农业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专员燕炯带队，全校150余名处级干部赴山西党风廉政教育基地，接受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这则新闻让我开了眼界：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一所正厅级大学竟会有“150余名处级干部”！出于好奇，我访问了该校官网。该校官网显示，目前该校有9名校级领导，也就是说有9名厅级干部。——如果再加上科级干部，该校应该有一支人数可观的干部队伍。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不管级别高低，官员都是要享受一定待遇的：大学里的干部自然就会比群众教师占有更多的资源。不只如此，当学校官场化之后，能否担任“校官”，或担任哪一级的“校官”，事实上已成为对教师工作的一种评价。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之下，当官便成了许多教师的人生追求，教师争权上位便成了大学里的一道“风景”。——2008年9月5日，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说：“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
不是说教授不能做官，只是这么多教授去争着做官，确实让教育蒙羞。好在时间长了，人们便见怪不怪，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这么多的教授把做官当志业，究其原因，就在大学里学术与官位的严重倒挂上。
大学里养那么多的官，耗费教育经费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恶化学校生态：它让纯净的校园变成赤裸裸的名利场，让神圣的学术殿堂变得浑浊不堪。对于这些年教育生态的恶化，我有这样一个感受：与特殊年代里管理学校的工农干部比，教师出身的官员更知道怎么“紧跟形势”，更知道怎么去折腾教育，拿捏教师。在官员队伍急剧膨胀的这些年里，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比）越来越繁琐，所推进的各种项目（工程）越来越繁杂。而这些事关教师名利、荣辱的业绩考核权、项目审批权都掌握在各级“校官”手中。因此，大学里便出现了饶毅所亲见的“几个院士围着一个小处长赔笑，搞科研不如搞关系”的现象。
不只是教授、院士如此，校长其实也一样。道理嘛，说起来很简单：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身在官场就得按官场的规矩行事。有一件事，相信很多人还记得：约莫十年前，一位大领导视察某著名副部级母校，该校校长一脸谄媚地躬身陪侍在左右。现场照片和视频一出，全网哄堂大笑。前几日，中国传媒大学袁庆丰教授在一次接受访谈时，也说到了一件官员视察大学的事。他说：昨天校园里大批的车辆在那儿聚集，警灯闪闪发亮，刺人眼目，“然后保安跑前跑后，精神抖擞。我说你们在干嘛呢？奧，领导来视察”。
在看袁庆丰教授的访谈时，我脑海闪过了一张许多人都见过的老照片。照片是胡适与某大领导坐着的合影。照片中的胡适翘着二郎腿，自然放松的表情中尽显文人风骨；而那位大领导则以标准的军人姿势挺直地坐着，双手排放在双膝上，表情似乎有些紧张。现在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场面了。
说到胡适，总让人想起民国时期的北大。——这便又不能免俗地要说到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在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前，他一直在“服务教育部”。这事放在当下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你想，正部级的教育部长到副部级的高校任职，那一定是犯错或犯忌被贬了。好在那时的大学没有行政级别，独立性都很强。而教育部长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不能随意发号施令，甚至不能随意到大学“视察”，指导工作。
那时的高校普遍实行教授治校制，因此，民国大学校长也没有现在的校长权力大。以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为例，那时的北大创建了评议会与各学科的教授会，教授对北大拥有极高的话语权；根据当年北大制定的《评议会规则》，评议会是北大推行教授治校的核心机构，凡是北大校内的重大事务，没有评议会的通过则无法推行。
那一时期的教授治校，不只局限于校内事务，对学校是否贯彻执行来自政府部门的政令，也能发挥决定作用。比如，抗战时期，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欲在各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教育部的此项规定遭到西南联大教授会成员的一致反对。在联大实际负责人梅贻琦的支持下，他们拒绝执行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拒绝提交所谓的“统一教学大纲”。在教授们的反对下，教育部有关党化教育的规定最终不了了之。
相对过去大学的教授治校，官场化的大学则是“校治教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又何止是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