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志的改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朱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推动的大刀阔斧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改革的“操盘手”，他以舍我其谁的历史勇气实现改革破局，力挽狂澜，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雄厚根基。

正是朱同志的改革，让西方的“中国崩溃论”预测成了笑柄。

临危受命

80年代末，经济改革遭遇巨大挫折，发展陷入低谷和迷茫。危急时刻，须非常之人。

邓同志以政治家的眼光“发现”了朱同志。随后，朱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

有人写信表示反对：“多考察，注重实绩。”

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邓同志用一贯平实的语言说，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做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

彼时，朱同志面对的经济现状可谓令人揪心：经济过热，物价飞涨，通胀率一度高达24%。

政企不分，三分之二的国企面临亏损。银行坏账率一度高达 30% 以上，银行业整体上陷入“技术性破产”。中央财政穷的只剩下裤衩，靠“打白条”狼狈应付。

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在西方走红。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正是朱同志的改革，让章家敦的预测成为了笑柄。

改革清单

在朱同志任期内，史无前例地完成了诸多突破性改革：

国企“破三铁”、政企分离、改制上市

剥离不良资产，银行改制上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搭建市场经济框架体系

分税制改革

……

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体制基础。千禧年之后，经济进入了增长快车道。

2002年，朱同志退休。

改革的大部分成效，在他退休之后才逐步显现出来。

这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崇高境界，也是至今无数人敬仰朱同志的原因。

如何把政策落到实处，这始终是对执政者最大的考验。

朱同志说：出个主意是非常容易的。定个政策也不是很难，但是要落实就难得很。那不是你写一大篇批示，下面就会照着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难就在于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作出的任何决定、政策，要下去检查、落实，反复地讲，反复地考虑。

80年代，当时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得盖126个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

朱同志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这“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

“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大大提高了上海市引进外资的工作效率，外商形象地把朱同志称作“朱一敲”。

要做恶人

官场中，好好先生是很多人的处世哲学，而朱同志对此深恶痛绝。

1998年3月朱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掷地有声：

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我们都要变成这样的人，不仅敢于得罪像我们这样的领导，还要敢于得罪下面的人。不然，国家纪纲是树立不起来的。

1993年，为整顿金融秩序，朱同志亲自兼任央行行长。这是常委兼任央行行长的唯一一次破例。

兼任央行行长后，他宣布全体银行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

他命令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 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

朱同志说，谁再搞“两本账”，一定要把这个行长撤职、开除行籍，永远不得在银行系统任职。

1996年11月，广东省龙川县发生县领导要求当地银行负责人搞“两本账”，高利吸储，高利放贷，结果借出去的钱，统统收不回来。

当地银行负责人给朱同志写信说：“贷出这么多钱，一个钱也收不回来，现在我已经感到没有出路了。”

此事发生在“约法三章”之后，朱同志闻言大怒，立即派人详查。随后朱同志给全体常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不管这个行长是怎么受胁迫的，也必须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行籍。人民银行总行要根据这件事情赶快给全国银行发个通知，谁再搞‘两本账’，就以此为例。”

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约法三章”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搞“两本账”，这一条哪个行长不执行，我就把他拉下来。

“约法三章”严厉实施，迅速平息金融乱象，这和朱同志敢做恶人的“杀气”是分不开的。

一次朱同志从云南视察一家工厂，厂长诉苦：“我们困难重重，两年烧了三把火，生产不下去了。”

朱同志从板凳上跳起来，“你当什么厂长，你两年烧了三把火，还在这里给我说你资金困难？”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干不好工作，要从自身找原因。

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对此敬佩不已：没有点火气是不行的。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管是在国家单位干，还是自己做事业，能有他那样的作风，会把企业搞好。

君子坦荡荡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朱同志说，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他的座右铭。

他说：“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吴敬琏评价说，朱同志有两个优点：一是他认为对的事一定坚持到底，不对的也会立即改正；二是与人争论绝不记仇。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说，朱同志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他可以信手拈来，他不回避问题，不回避困难，敢于揭露问题，敢于碰硬。无论是亲自聆听他的报告，还是阅读他的两部讲话实录，都感到他是在向你交心，常常被他发自肺腑的语言打动，有时候读他的书可以流泪。

因为朱同志本人，就是真性情。

1996年岁末，朱同志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而凄然泪下。

朱同志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1996年，与朱同志亦师亦友的袁同志写了一首《八十述怀》：“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朱同志看到后即兴和诗一首，称袁同志“赤臣谋国志不休”。

正是因为这样的使命担当，朱同志在 1999年在记者见面会上说出了那句令人难忘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洞察实情，敬畏市场

朱同志深知官场“信息过滤”的强大惯性。

他说：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焦点访谈》，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的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由于朱同志常在会议上提及《焦点访谈》，曾有部长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因为怕耽误了看《焦点访谈》。”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历一次全新的考验。

朱同志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各驻外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一份一份地看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好多内容是雷同的，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但看一看，可以加深一下认识，100 多份电报我都看了。境外报纸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我都看，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 3 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

逄先知说，听朱同志报告是一种享受，总是听不够。他对经济形势的深入了解，对复杂问题的精辟分析，对各种难题的巧妙解决，他用生动而有时又带有一些幽默的语言，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领导下去考察，地方瞒天过海是常见的事情。

难得的是，朱同志并不因此回避这些问题。

1999 年，朱同志在信访局看望工作人员时，随口说起几段故事：

“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还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的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

对此，朱同志痛批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他说，下去视察工作，都事先安排好了。固定的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汇报的人都挑好了，都是对答如流。“这些你能相信吗？所以，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怎么为政呢？政策怎么出来啊？”

他相信微服私访，相信群众来信，胜过下去考察时听到的汇报。

1996年秋，深沪股市一路暴涨，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

朱同志立即指示权威媒体发表评论员文章，扔下狠话：

暴涨必暴落，各国股市无一例外。不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投资股市，风险自负，赚钱自得，损失自担，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社论一出，股市应声而跌，但避免了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暴跌，更重要的是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朱同志说，现在股民的风险意识不如新中国成立前，那时的上海股民赔了钱就往黄浦江一跳了事。现在赚了钱的一声不吭；赔了钱的找市政府，砸市政府的玻璃。现在不警告他，将来出了事怎么办？

入世谈判，关键拍板

90 年代初筹建股票交易所，面对各方疑虑，朱同志对李祥瑞和龚浩成坚定地说：“真出了事我和刘鸿儒（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负责，你们二位在第二线呢，不用害怕。”

1995 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WTO，并开始与WTO的37个成员国逐一开始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其中最复杂、最艰难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的谈判，前后多达 25 轮。

最后一天，中美之间仍剩下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朱同志亲赴现场。

这一天，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

谈判桌上，美国人抛出的前3个问题，朱同志都说“我同意”。

龙永图（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着急了，不断向朱同志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

但朱同志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当美方抛出第 4 个问题时，朱同志提出，“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5 分钟之后，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没有专业洞察力、没有前瞻性眼光，朱同志是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拍板的。

敢于“啃硬骨头”

邓同志南巡后，经济过热，海南房地产泡沫更是一飞冲天。

1993 年6月23日，朱同志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紧接着，第二天，《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发布，16 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一时间，地价暴跌，房价暴跌，海南全省“烂尾楼”高达1600多万平方米，积压资金 800亿元。

打击房地产泡沫，付出了巨大的短期代价。但是，这次的房地产重拳，苦了炒房炒地皮的投机资金，却好了中国的制造业，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

这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让许多人意识到，投机是没有好下场的，还是踏踏实实做制造业来得实在。

这是中国制造业环境最好的一个阶段。

为了推动分税制改革，1993 年9月朱同志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从海南、广东开始由南向北推进，赴各省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和协调工作。70多天跑了13个省、区、市。

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日子是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

1992年，由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主导，在15个月内对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实施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即职工持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论。

当时的《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署名，发表文章，对“姓社姓资”问题作出剖析，史称“皇甫平事件”。

吴敬琏回忆说：他当时向朱同志反映了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

朱同志决定，亲赴诸城市考察。他带领9个国家部委级的官员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亲赴诸城调研。

朱同志不让诸城方面安排行程，而是要求拿来全部的企业名单，他圈中哪个便查哪个。

调查期间，朱同志始终没有表态，但是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他肯定了诸城企业改制，亲自认定，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全国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就此陆续展开。

国企，是朱同志改革的重点内容。“破三铁”，可谓石破天惊，掀起了惊天巨浪，彰显了改革者的决心和勇气。

1998 年3月，朱同志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随着破三铁的推进，“下岗”一词流传开来。

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儿》中说：“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几年之间，数千万职工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壮士断腕，正人先正己

国企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被媒体称改革的两大“雷区”。

朱同志操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结果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

长时间座谈，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但这并没有吓退朱同志。

在 199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当年3月24 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国务院总人数要减少一半，决心已定。“副总理由上届的 6位减到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 位。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 位。”

1998年3月，在朱同志的亲自操刀下，电力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等 15 个部委被撤销。国务院组成部门从 40 个减少到 29 个。

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朱同志的魄力，还可以从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这一改革中能够读出来。

1994 年的汇率并轨是一次大胆的行动。

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1比10都换不到美元。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

“并轨带来的震动极大，断了那么多人的财路。”吴敬琏回忆道，那时既得利益者进行广泛的公关活动，宣传汇率并轨将引起巨大混乱，甚至导致人民币崩溃。可是中国政府顶住了压力如期实现并轨，虽然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而有过短期的小混乱，但是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总的结果是好的。

为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朱同志一往无前，无惧重重阻力，暗礁险滩。

朱同志的改革，除了他本人意志坚定，果敢刚毅，还在于他善于用人。

他真正实现了对改革派的提拔与重用，涌现了一大批有激情、有学识、有担当的改革能人，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的栋梁之才，包括王岐山、周小川、吴晓灵、李剑阁、郭树清、楼继伟、龙永图……

朱同志对那些坐而论道、专门讲空话而不干实事的官僚主义现象深恶痛绝，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提倡说空话，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成为解决问题的能手。要把那些老说空话、站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来。”

寄语未来，发人深省

200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同志提出他的担忧，这可以看作他对后任的政治嘱托：

“房地产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

朱同志的改革，是改革开放 40 年进程中的关键篇章。

他推动中国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懵懂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大道，他的改革大斧挥向陈旧的观念和体制痼疾，他不顾扣帽子风险力推中国入世，他的真性情给官场注入了清风，他的专业和果断令人惊叹。

朱同志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改革任务。

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改革都做完，也没有时间去做完。

历史学家黄仁宇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但就他当时的历史阶段而言，朱同志完成的改革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同志。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

第一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朱同志没少花精力，他说的是三年不扭亏他下台，那个时候多困难？改革真改，国家政府机关裁员一半，三个月到位。

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施帝格得茨在 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评价说：“朱同志光是凭 1990年代，把中国的经济从一个很过热的状态给它软着陆，光是这一个表现就很漂亮，就足以有资格拿一尊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评价说，这是中央的集体决策，不要把功劳挂在某一个人头上。但是朱同志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从 1980 年代就开始酝酿，但是一直没敢作决策，为什么朱同志能作决策？因为他有魄力、他敢于改革。1994 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没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

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晓冬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伟大的政治人物并不会因为淡出政坛而被人们遗忘。他们以民为本、经世致用的理念，他们光明磊落、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他们经历挫折和磨难仍然坚持信仰、忠于人民的精神，这一切，甚至可能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距离的拉长，反而在人们的心中有一个更加全面、清晰、客观、深刻的认识。

有人评价，朱同志的改革有几点弥足珍贵的核心要素：

领导者做正确的事情，管理者把事情做正确；

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

深刻洞察，抓住问题本质；

不做好好先生，勇于问责，不留情面，没有火气不行；

关键时刻敢于冒险、拍板；

改革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重用改革派；

思想解放，不怕扣帽子；

胆大心细，科学决策；

以身作则，机构精简机构率先示范；

长痛不如短痛，不搞“击鼓传花”；

欢迎批评，闻过则喜；

不搞形式主义，实干兴邦。

邓同志对朱同志的评价可谓字字珠玑：

“他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

朱同志以实干实绩证明，他无愧于这一评价。

文章节选自刘胜军《改革家朱镕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