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爱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的葛利普

葛利普是德裔美国人，一战德国战败后，无法在美国立足，于1920年应丁文江邀请来到中国，直到1946年逝世，二十年来殷勤传学，贡献巨大，撰写了多本学术专著（毕生著作291种，来华后写成146种），培养了一大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如孙云铸、杨钟健、赵亚曾、尹赞勋、张席禔、黄汲清、高振西、阮维周、卢衍豪、王鸿祯等。他自己也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中国古生物学之父。

葛利普先生像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于2016年1月27日刊发过一篇访谈——《潘云唐：丁文江、葛利普如何奠定中国地质学的基础》，接受采访的地质学家潘云堂教授曾转述李春昱先生的话说：“葛利普被接到地质研究所几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的3月20日，他因患胃出血而逝世，终年76岁。”而中华书局近日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也记载了葛利普教授的逝世、火化、归葬地质所等的经过，正可与李春昱的叙述相印证。郑天挺3月20日日记：

得悉葛利普教授以今日下午五时三刻逝世。

日记中提到葛利普教授的逝世日期，与李春昱先生的叙述完全吻合，而且还精确到下午五时三刻，也就是1946年3月20日17时45分。

1951年9月28日《科学大众》十卷三期登载了谢仲恒、汪振武写的《中国地质学界的友人——葛利普》一文，其中第一段说：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地质馆里去，在馆内海棠林的旁边，可以找到一个短小的松围，当中倒卧着一块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葛利普教授，生于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殁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些字样。这下面就长眠着一代地质大师和中国科学界的忠实友人葛利普（A.W.Grabau）先生。

根据这段文字所记录的碑文，也说明葛利普教授逝世于1946年3月20日。

德日进等人在葛利普寓所的聚会 1是翁文灏，2是斯文·赫定，3是葛利普，5是德日进，10是丁文江 图片来源：法国德日进基金会

潘云唐《葛利普——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记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葛利普）重获自由。中央地址调查所所长李春昱、技正高振西，新疆地址调查所所长王恒昇等都去拜望他，对他说：“还记得吧！我们都是您的学生！”他频频点首，万分高兴。他当时年迈多病，神智已经不太清醒，然而他以中国为家，以学生为子女的心情仍然溢于言表。他又再次声明，在自己逝世后，全部私人藏书捐赠中国地质学会。李、高等人协助他搬到西四丰盛胡同三号院内居住，那里是他初到北京工作的地点，离地质调查所很近，便于大家对他的照顾。但是他患严重的胃出血，终于在几个月后与世长辞了。他所赠的私人藏书现在已经转入地址部全国地质图书馆，供广大地质工作者阅用。北京大学根据他生前遗愿，把他的骨灰葬在该校地质馆前。北大地质系决定把该系图书馆命名为“葛利普图书馆”，表示对他的悼念。

葛利普教授从逝世到遗愿实现，骨灰入葬北大地质馆，中间经历了些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就不能不乞灵于日记的记载了。郑天挺3月22日日记：

作书致锡予、孟真。十一时就寝。葛利普教授前日病故丰盛胡同三号地质调查所，遗言欲葬于北大地质馆前院石碑之下旁。前日高振西来电，昨日何作霖来谈，均请余即日决定。余以此事重大，必须教授会或校务会议决定，劝其暂厝庙中一月，以待昆明回信。昨日急电昆明暨孟真，今日更各发一信，请速开会，并请政府褒扬，予以丧葬费。今年二月一日葛利普教授尚以像片亲签相赠，为新年贺礼，余未往候，心甚歉然，今无及矣。

日记中提到葛利普教授的遗言是“欲葬于北大地质馆前院石碑之下旁”，但郑天挺认为兹事体大，自己不能拍板决定，于是在逝世第二天，3月21日，就急电昆明联大教授会、校务会以及当时联大的负责人傅斯年汇报情况。3月22日又就此事专门致信汤用彤、傅斯年，催促昆明联大赶紧开会决定，而且汇报内容有所增加，想得更加周到，即“并请政府褒扬，予以丧葬费”。日记中提到的高振西，“1931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后来长期担任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就是研究员，解放后一直担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总工程师。他也是和李春昱一起来接收，并照顾葛利普晚年生活的人”（见澎湃新闻潘云唐访谈）。而何作霖，字雨民，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曾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中的稀有矿物，被写进中小学地理课本。1943年，因生计所迫，何作霖出任伪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教授，1945年任北平临时大学地质系主任，1946年经老师李四光推荐任山东大学（青岛）地矿系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教务长，1952年任科学院地质所特级研究员，1967年逝世（见《蠡邑名流》）。

葛利普教授墓碑

三月二十三日

八时起。声咽就愈。十时入校治事。十二时半还家午饭。饭后至地质调查所送葛利普教授遗榇往东郊火化。

三月二十四日

八时起。高振西来。竟日未出门。得傅孟真电，对葛利普教授葬地质馆表示同意。

三月三十一日

七时半起。 客来不绝。 孙子书来，谈较久，陆凤初表侄，饭后去。二时半往东单三条协和礼堂参加葛利普教授逝世宗教仪式，极肃穆。顷刻而毕。四时半抵家，儿辈均外出，寂寞之至。补日记。检书。六时受益来谈。十一时就寝。

四月十四日

九时裴文中、高振西来，谈葛利普教授葬事。

四月三十日

七时起。十时至地质调查所参加葛利普教授追悼会，及纪念碑揭幕礼。 十二时还。

郑天挺日记中提到的葛利普教授的追思会，不仅北京举行了，重庆也有。文提到的纪念碑也比较坎坷，据张尔平2006年发表的文章《葛利普的画像》：

1946年3月20日，葛利普在北平去世。一个月之后，中国地质学会、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北碚举行追悼会。俞建章代表李四光主祭，他说：“葛先生学识渊博，著作宏富，在来华以前，即已名满世界；来华以后，对于中国尤具深厚之同情,早以终老斯土自许……盖先生虽生长美国，而视中国为故乡，视友生如家人，形容虽殊，精神实与我人相融合。”经北京大学教授会一致通过，葛利普的骨灰葬于他授课多年的北京大学地质馆。由地质调查所筹建的“葛利普先生纪念碑”矗立于北平丰盛胡同三号地质矿产陈列馆，碑上刻着斯文·赫定给他画的那张心爱的素描。20世纪 50年代后期，纪念碑挪到兵马司9号。这就是李春昱先生要找的碑。据悉，该碑的残段已被发现，并于近日由中国地质博物馆妥善保管。

3月20日葛利普逝世；3月21日，3月22日，向昆明西南联大请示汇报；3月23日，葛利普教授遗体火化；3月24日，傅斯年同意按照葛利普教授遗愿将其安葬于北大沙滩地质馆；3月31日，协和礼堂举行宗教仪式；再到4月31日举行追悼会、纪念碑揭幕礼，整整过去了四十天。这一过程中，郑天挺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所以参与和主持，是因为他是当时北大的负责人。但为什么要把葛利普的丧葬之事原原本本记入日记呢？我想可能是郑天挺认为葛利普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值得记一笔。

1931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十六卷刊载了中国地质学界“章丁翁李”排行第一的章鸿钊的祝词：“葛利普教授六秩之庆：老眼看从开辟时，小周花甲似婴儿。藏山事业书千卷，望古情怀酒一卮。故国莼鲈添晚思，他乡桃李发新枝。东西地史因君重，灿烂勋名奕叶期。章鸿钊敬祝。”

葛利普教授去世后，1947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十七卷《葛利普先生纪念册》，登载了章鸿钊的《浪淘沙·葛利普教授纪念刊题词》：“君去已多时。梁坏，山颓。门墙桃李尽含悲。留得神州新地史，星日同辉。 才把凯旋卮。一笑长辞。名山事业后人思。廿载他乡成故国，魂也依依。民国三十六年双十节，章鸿钊敬撰。”

《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十七卷《葛利普先生纪念册》

葛利普教授纪念册章鸿钊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28日《科学大众》第十卷第三期登载了谢仲恒、汪振武写的《中国地质学界的友人——葛利普》，把葛利普教授和白求恩相提并论，给以高度评价：

葛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忘我地为中国的地质科学工作的。他的一生是一部追求真理，揭露大自然秘密的奋斗史……他居住在中国二十六年，对中国人民已有极深挚的感情，他临死还不忘北京大学，并且立遗嘱，愿意葬身于中国土地上。抗战期间北大南迁之后，他始终拒绝日本人的诱惑未进伪北大之门，这种拥护真理，反对侵略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们记忆的。

文章刊登后不久，惹来了吴风《科学家们应注意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的严肃批评。吴文在《光明日报》11月14日发表，《科学大众社》不得不认真对待，只好做出“我们的检讨”，并于11月27日以标题《关于“中国地质学界的友人——葛利普”》加编者按的形式在《科学大众》十二月号全文转载吴文，承认错误，以正视听。吴文认为，葛利普不配和白求恩相提并论，因为葛没有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看成他自己的事业，没有参与到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中来。吴文认为，文章存在的缺点有：无原则的赞扬葛利普的工作，丧失了阶级立场；过分夸大了外国人的作用，抹杀了中国科学家的成就和业绩，形成了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完全是由葛利普推动的错误看法；错误地把纯技术观点与崇高的革命主义精神等同起来；作者未能实事求是，而是主观想象，盲目赞扬，得出违背事实的结论。吴文认为，选登这样的文章，充分表现了编辑工作的缺点：工作态度不够严肃认真；对读书的责任心不够，对人民大众不负责任；编辑工作者政治思想水平不够。

吴文辩才无碍，汪洋姿势，《科学大众社》只得表态：“我们的政治水平还需要好好提高，我们的编辑工作还需要努力的改进。”可谓真正体现了“政治家办报多谋善断”和“文人办报优柔寡断”的差距。

葛利普连环画

2010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刊载文章，引用了季羡林评价葛利普教授的话：“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顺带提一下。1925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王宠佑捐款六百元设立葛氏奖章，第一届即颁发给了葛利普教授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