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死的招商局大佬：疯狂时代里的残酷商战

血泊中的董事长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半，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乘坐的汽车像往常一样，平稳地停在福州路招商局侧门，当赵铁桥甫登石阶时，背后突然枪声大作，他身中数枪，在紧急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远在南京的交通部长王伯群惊闻噩耗后，痛心疾首，悲愤难扼。一面电令交通部秘书长李伯申代行职务，一面敦请国民政府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政府缉拿凶手。
赵铁桥遭遇暴徒暗杀，舆论皆指他是改组整顿轮船招商局急先锋而招致嫉恨，“识与不识，皆谓其为局事死”。幕后黑手欲通过消灭政府管理者可夺回招商局掌控权，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被指为最大的嫌疑。不料却激发王伯群加速整顿步伐。两年后，国民政府终于把六十一年的招商局正式纳入国家资本体系，并将其更名为“国营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官僚畏强抑弱假公济私、买办媚外辱国违法舞弊”的问题，素为中国社会的缩影，因为招商局的“招商积余”与“仁济和保险公司”系列弊案，引发了前后两任总经理李国杰和赵铁桥火拼的血案。从清末到民国，很长时期以来，招商局名为商办，但控制实权的大多是前清遗老及其子嗣，招商局仍带有浓厚的封建官僚衙门习气。虽然招商局强调一切按商律办事，但居然公开推行世袭制，父子承袭，兄弟互替；从上到下，不少人利用同族、同派、同乡以及五花八门的关系，相互勾结，中饱私囊。

在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贪腐成了招商局的痼疾和基因，从清末到民国，李、盛两家把持局务，官场亦皆视招商局为肥缺，为利薮，为消纳闲散之衙署，如袁世凯之于杨士琦，蒋介石之于黄仁霖，皆以招商局为酬庸。轰动一时的招商局三大案——汉口分局施氏父子舞弊案、天津麦氏父子舞弊案以及李国杰舞弊案是较为典型的案例，足以反映当时全局上下舞弊成风的状况。
李国杰是李鸿章的长孙，李经述的长子，承袭了李鸿章一等侯爵的爵位，清末曾任散轶大臣、农工商部左丞、驻比利时国公使，1906年任广州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当时住在北京府学胡同五号。1910年他出使比利时，把房子卖给了盛宣怀，归来时已是民国。袁世凯原本对他另眼看待，民国初让他继续留任比利时，1914年回国后还让他当了参政院参政。民国成立后，任参政院参政、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1924后退职回上海。

被军统暗杀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李国杰

1930年任轮船招商局董事长，因负债累累，主持出卖招商局码头给美商公司。1933年4月在上海地方法院以盗卖国家土地罪判处八年徒刑(监外执行)，剥夺公权十年。1939年2月19日在上海被暗杀身亡。

赵铁桥在国民党内斗中，先投靠汪精卫的改组派，又出卖了蒋介石最憎恨改组派要角王乐平。蒋以赵既懂经济，又较少官场遗老作风，是一个较有胆略、有所作为的人物，遂委以重任，作为主持改革混乱不堪的招商局的人选。

而总办赵铁桥早年醉心暗杀，久蓄荆轲聂政之志，1907年，因姐夫黄方、杨维之介绍，得识熊克武，并自愿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熊克武、黄方等筹划的连环刺杀。赵氏一向鼓吹暗杀，最后因在招商局分赃不匀，居然死于被暗杀，真是天道循环。

早年醉心暗杀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李国杰任董事长之前一年，招商局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亏损，年亏损达一百六十余万。为了开展业务，已向各庄户挪借三百余万，加上上海光复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向轮局借的款项，总数已达一千多万。李国杰和董事会遂以轮局的一部分栈房和市房作抵押，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先借一百五十万两，后来又借了五百万元，以度难关。谁知此事后来竟招来了大麻烦。
其实轮船招商局这个晚清遗留下来的庞大企业，一直是国民党人的心事，因为油水太大了。该局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当时中国企业的最高月薪，每月500大洋，与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月薪相等(一般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300元)。国民党初坐天下，财经紧张，银根紧缺，从长远计议，总想把招商局弄到手。那时的招商局已经是商股了，是商人们的企业，而且已在商部注册了，国民党公开抢夺总不是回事，只好打出"整顿"的旗号。

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未成立之前，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就以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为全国最大之航业机构，即拟加以整顿”。蒋氏的整顿手法，历经由个人出面到组成委员会出动，由委员会再到交付交通部执行监督的历程。

一九二七年一月下旬，蒋介石即令原孙中山秘书、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的杨杏佛办理招商局事宜。杨氏得令后，以“内容不明，权限未定”，且遭局方“严词拒却”婉拒就职，提请另组委员会负责进行。

是年三月，蒋介石率军进人上海。因招商局董事、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为北洋军阀孙传芳军队提供军事运输，国民党随即颁令通缉，并以此为突破口着手对招商局进行清查整顿。

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第四次谈话会议决派蒋尊簋、钱永铭与招商局负责人会商“改善办法”。蒋钱前往会商，得到的回答是招商局系“完全商办”，内部如何改善“事关股东主权”，应由董事会“筹划条陈，报由股东大会解决”。招商局的答复，对决心接收招商局的国民党政府自然难起作用。

两周之后的三月三十日，中央政治会议第八十五次会议，再次议决委派张静江（人杰）、蒋尊簋、虞洽卿、杨杏佛等十一人组成的“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任命张为主席。国民党政府“训令招商局饬遵”，同时以“供给敌饷”、“阻挠义师”的罪名，下令通缉该局主船科长兼积余产业公司经理傅筱庵。傅闻讯后，恐慌之中孑身离沪仓皇北窜。

五月二十日，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全体成员开始进局展开全面清查。经过数个月夜以继日的紧张忙碌，终将面上的卷宗账目清查完竣。不久，旋派张静江清查整顿招商局，后来因为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管，所以又由交通部长王伯群担任监督。李国杰这个董事长就成了王伯群的下属，成了由王伯群任命的监督办公处总办，1928年又成立了总管理处。1929年又宣布招商局从此直属国府，由国府派专员负责整顿。

委员会将调查结果移交给刚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监督的王伯群手中。在张静江和张继的推荐下，王任命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坚决主张招商局国有的赵铁桥充任总办，并于上海四马路五号设立招商局监督办公处，继续开展对招商局清理改组工作。

新任总经理赵铁桥首先改革了管理体制：调整总局管理机构，紧缩编制，裁减了总局一半办事人员；颁布了《商办轮船招商局暂行规则》、《薪级章程》、《各种办事规则》等一系列具体办事章程和规则，实行规范化管理；调整附属企业及分局机构，清查整理，精简整编。

赵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革会计制度。他说：“招商局以弊着于全国，弊所以由滋，会计之不完不备实为重大原因之一撮。”在他的力主及参与下，招商局于一九二八年颁布了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系统的会计规程，改革了沿袭几十年的旧式会计制度。在新会计制度中加强了稽核制度，由此揭露出了轰动一时的招商局三大案。

赵氏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计有会计委员会、业务改进委员会、燃料研究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做为咨询和研究机构，对招商局改进业务、加强管理起了重要作用。在改革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冲破各种阻力，改革招商局公学，增开航海专科，大力培养本国航海技术人才。并解除外国人在招商局担任的职务。赵铁桥在改革中，亲力亲为，亲自召开许多会议，和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磋商改革措施，并历时两个月，亲自考察了长江及南北洋各分局船栈的业务情况。

与此同时，其他前清遗老们也开始日子难过。1929年9月28日，由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训令上海县，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10月5日，又有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的通告:奉国民政府令，前清故吏盛宣怀侵蚀公币，证据确凿，应将所有遗产一律查封没收。令盛氏后人及与盛氏财产有关之公司、行号、典当等等，据实具报盛氏遗产。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盛家在招商局的"三杆枪"(盛恩颐、盛重颐和盛升颐都吸食鸦片)就没辙了，他们在招商局的位子保不住了。


李国杰走马上任后，即与交通部政务次长、招商局监督陈孚木及黄居素素商议，对外宣传招商局因缺船、少财、无人，债务不清，亏空巨大，拟借款整顿。随后，李国杰以招商局码头货栈为抵押，向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借款1000万元，他们从中得到好处费80万元，黄居素曾提出给陈铭枢40万元，陈孚木20万元，其余20万元打点有关方面。而实际却是陈孚木分得20万元，其余均为黄居素卷走，随后，陈孚木和黄居素遁走香港.招商局贪污案被揭发出来后。

对待李家，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对准了李国杰。因为李家的作风不如盛家洋派，主要财产还是安徽老家的土地，房产主要集中在合肥和芜湖。安徽方面已经向李家索要了六十万元军饷。南京和上海的政府大员，自然看不上那些安徽的地皮，对李家在上海的其他人员他们不熟，李国杰目标大，那就抓李国杰好了。

经王伯群从中周旋，李国杰表示同意由政府监督。谁知他一松口，南京政府就派了个赵铁桥出任总办，到招商局内部真的来"监督"他了，把他晾在一边了。赵任总办之后，有政府作后台，大权独揽，李国杰不得不处处防范、退让，日久便生怨尤，摩擦不断。国杰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有"声明并无中佣，但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的问题。还有在1927年年终，为自支酬劳银五千两私用的事情，把他告上法院，这下把李国杰惹恼了，下决心报复。

这个报复不是一般的报复了，竟想动手除掉赵铁桥。时值神秘杀手王亚樵正在上海活动。王亚樵曾多次密谋干掉蒋介石，对暗杀蒋介石的部下亦十分爽快。李国杰通过李次山、关芸农与王亚樵联系上了，给了王亚樵一万大洋和一张赵铁桥的照片，于是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在上海外滩福州路路口招商局遭到了致命暗杀。


刺杀赵铁桥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李国杰的归宿

赵铁桥被暗杀后，蒋介石非常震怒，责令宋子文火速查办。他们知道是李国杰干的，但抓不住把柄，但经济上已抓住了把柄，就以经济案件把他暂行拘留。然而李国杰倒也不慌不忙，他运动了父亲一代甚至祖父一代的故友旧僚，又拿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办法，用银子去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使案子一拖再拖。最后，连陈孚木自己也保不住了，事情才如水银泻地，无可收拾了。

两年多后的1932年12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的判决书终于判下来了，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民权利四年。罪名是: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向美商公司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向大来公司租界商轮，妨碍航权;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七十万两银。1927年，新一届国民政府进驻招商局对其进行清整理，发现虽然招商局面临困难，但它拥有的房地产价值却逐步凸显。据1927年英商通和洋行估价，这些房地产共值白银2890余万两。

国民政府在招商局大力推行改革    及国有化政策，终于激化了李国杰等人的矛盾。“从1928年至1929年，积余公司的收入虽微有增加，但开支却较前几年增加了3倍至30倍。李国杰将积余产业视为祖业，擅自任用职员，租金概不上缴……李国杰等人巧立名目，中饱舞弊”。故此，1930年4月，招商局总管理处将积余产业收回，另设产业科接管该公司。

招商局奉国府之命改组，并公布了李国杰违法秘密签订的押款契约，一时之间，舆论大哗，纷纷要求追究责任。李国杰辩称，借款一事经当时的交通部部长陈铭枢批准、政务次长陈孚木签字。积余案经王伯群从中周旋，李国杰表示同意由政府监督。谁知他一松口，南京国民政府就派了个赵铁桥出任总办，到招商局内部真的来"监督"他了，把他晾在一边了。

赵铁桥任总办之后，有政府作后台，大权独揽，李国杰不得不处处防范、退让，日久便生怨尤，摩擦不断。李国杰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有"声明并无中佣，但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的问题。还有在1927年年终，为自支酬劳银五千两私用的事情，把他告上法院(《招商局总管理处控告招商局董事长兼任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刑事诉状》)，这下把李国杰惹恼了，下决心报复。

这个报复不是一般的报复了，竟想动手除掉赵铁桥。时值暗杀大王王亚樵正在上海活动，李国杰通过李次山和关芸农的关系联系上了王亚樵，给了王亚樵一千大洋，希望王亚樵除掉赵铁桥。而王亚樵和赵铁桥之间也早已结下了仇怨。

李国杰一直把招商局视为“先人(李鸿章)艰辛缔造”的家族产业，他长期利用所控制的积余产业公司，擅用私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赵铁桥在报呈蒋介石批准后，罢免了李国杰积余产业公司经理职务，取消积余产业公司名义，派人接管资产，端掉李国杰根基。其时，任交通部部长兼招商局监督处的监督王伯群，久欲染指招商局，想借整顿招商局捞取好处，也遭到赵铁桥的拒绝。其它还有一些在改革中失去好处的各船买办等，也都对赵忌恨在心。

1929年，王亚樵联络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三路大军准备举兵讨伐蒋介石。赵铁桥得知消息后，立即密报蒋介石，蒋介石提前动手扑灭三路大军的进攻。历来奉行反蒋的王亚樵，对赵铁桥的这一做法，十分恼火。加之时值中原大战爆发，赵铁桥为蒋介石筹备军需物资日夜操劳，也引来王亚樵不满。于是王亚樵就做个顺水人情，表面看是帮了李国杰一个忙，实际上也完全合乎自己的心意。于是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在上海外滩福州路路口招商局遭到了致命暗杀。

本来李国杰的案件已经板上钉钉，国民政府本可以此为由，将他下狱。而逃匿在香港的陈孚木则拒不回来，并声称轮船招商局已陷绝境，非抵押借款不足以挽救危机，且已经批准备案。对此，陈铭枢发电报给陈孚木，要他回来说明情况，并表示如果自己和这件事有关系，原因受到处罚。最终，李国杰被判三年徒刑，而陈孚木则始终拒不到案，此事也就如此收场。

抗战爆发后，轮船招商局总局迁往香港，后又迁往重庆。李国杰没有去重庆，仍在上海逗留。那时上海已逐步被日本人控制，晚清遗老中有些后代开始在日本人中间走动，成立了维持会，后又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准备成立维新政府。

这时国民党军统机关得到情报，说日本人将拉李国杰出来出任维新政府的头目，也有人说李国杰已接受了日方的任命，将在维新政府中出任交通部长。国民党早就对李国杰恨之入骨，只差找个借口干掉他，这次总算找到了理由。

1939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那天上午，他刚步出他住的新闸路沁园邨的弄堂口，没走几步枪就响了。等到人们抬他到医院时，院方已被打过招呼，说此人是汉奸，不要抢救，所以无人前来抢救，致使流血过多死在医院里。他似乎至死也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据说在医院时曾经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他们打我干什么?"

至于李国杰是否真的和另一位招商局董事长傅筱庵一样当了汉奸，军统是否真的拿到确凿证据，这半个多世纪下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唐绍仪被刺案一样，至今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