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个性指数的评估体系初探

作者：梁育民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州510600）

    文化本来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东西，应受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反作用。但因为生产力就是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所组成，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组成，而这些人都是有文化思想或文化意识的人，因此说文化与人密不可分，文化是人的组成部分，也就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笔者据此提出，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文化要素（或称文化个性）也是生产力；而且，既然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那么文化个性亦称得上是第二生产力。

    所以当我们评估企业竞争力、城市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时候，文化个性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为了较好地评估该要素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及贡献，笔者提出文化个性指数这一新概念。由于文化个性包含文化资源、文化品质两大组成部分，故文化个性指数亦可包括文化资源指数、文化品质指数两大部分。文化资源指数较容易开展量化与定量研究，而文化品质不容易量化，较难做定量研究。为解决该难题，本文提出一系列有关文化品质的个性指数，希望能据此对文化品质进行量化研究。

    1  法纪指数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依赖健康与完善的法治，法治完善的标志包括健全的法律制度与强大的执法力度，这些又只有在法治氛围浓厚的社会中才能建立和实现。要想形成这样的社会氛围，不仅需要党政部门发挥遵纪守法的模范带头作用，而且要求全体公民必须树立良好的法治意识。早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已明确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首先，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和自由理念。“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并非资产阶级所独有，而是一些普世的价值观。实际上早在尧舜时代，中国社会实行的就是原始的民主政治制度。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也提出不少民主观念，比如“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依然有这样一些观念的体现。宪法界定我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而且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赋予公民广泛的自由，比如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其次，市场经济要求树立“三公”即公开、公正与公平理念。绝不仅仅股票及其他金融市场，在当今社会之各种经济活动、各种人才（包括公务员）的招聘活动中，也同样需要建设与推行“三公”制度。

    再者，市场经济还要求尊重社会秩序、尊重法规纪律等思想观念。已经当上公务员或其他国家干部的工作人员，必须发自内心地树立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观念。在此同时，可要求全体社会公民都自觉遵守法纪，正像当年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那样“天下为公”。

    据此，法纪指数可包括党员纪律指数、行政法规指数、经济法规指数、人才法规指数及公民法规指数等。

    2  诚信指数

    除了现代法治观念，健康的道德观念则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另一块基石。在过去2000多年的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儒家文化可以说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而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仁义礼智信可算是核心思想。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的就是诚信理念。

    首先，各级党政部门与各级官员们要做讲诚信的表率。就像当年商鞅变法一样，最高当权者对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讲诚信，并且不分人的贵贱一律赏罚分明。秦国之所以能够在诸侯国中不断崛起和强大，并最终统一全中国，商鞅变法及其所彰显的法治精神与诚信理念都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各种企业（包括国有、民营或外资企业等）更加要有诚信，企业普通员工、经营管理者尤其是老板特别要重视诚信问题。假冒伪劣产品、欺诈或其他不讲诚信的行为，或许能够得逞于一时，却会断送企业的长远发展前程，并且会受到应有法律制裁。我们的“百年老店”很少而短命企业却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

    再者，我们全体公民也要讲诚信。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尤其垄断企业带头讲诚信，民营企业也会逐渐学习这种好榜样；如果我们的党政部门与官员带头讲诚信，且对不讲诚信的言行给予适当的惩罚，相信就能在全社会营造讲诚信的良好氛围，公民们也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奉行诚信理念。

    从目前情况来看，诚信指数可包括党政部门诚信指数、企业诚信指数及公民诚信指数这三大方面。

    3  节俭指数

    要想提高企业或区域竞争力，有一关键是提高投入产出比，就是说每单位的要素投入，要争取得到尽可能高的产出。企业应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应取得足够的生产或经营利润，方能维持生存与发展。为了提高利润率，有时候可以提高商品价格，但往往会因此缩小市场份额，甚至可能为客户所抛弃。因此，降低生产或经营成本是提高利润率的重要手段及更好的办法。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可今天似乎反倒有些问题，比如喜欢攀比和铺张浪费。

    首先，我们各级党政部门、各种垄断部门在兴建办公楼的时候，应该以节俭朴素为基本原则。笔者在此提出这样一个判断标准，在节俭指数比较高的地方，比如党政权力部门及垄断部门的办公楼相对简朴的地方，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会比较好，反之亦然。

    其次，党政及垄断部门在日常开支比如办公用品、用车与出差、招待客人等方面，也尽量节俭，并将各单位的财务制度规范与透明化。实际上，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四风”就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六条禁令”的主要内容，就是禁止奢靡之风，禁止公款消费和送礼，以及禁止赌博；而“八项规定”中也有相关内容，第八项更是明确写道“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再者，在各种节假日中，党政及垄断部门也应带头兴节俭之风，且向全社会宣传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久而久之，老百姓在婚庆及各种红白喜事中，相信也会逐步兴起节俭之风。

    最后，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提倡勤俭节约，而不是相互攀比和铺张浪费。比如买服装或生活日常用品的时候，不必崇洋媚外或者盲目崇拜名牌；在饭店点菜的时候，应控制好数量和质量，而不要剩下许多。谷歌两位老板的资产超过百亿美金，其所用专车却只花了两万美元。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远远达不到那样高的资产，所用汽车却有许多超过了美国富豪的费用。

    总结起来说，目前的节俭指数可分为两大类，即公家节俭指数和私家节俭指数，前者指党政及垄断部门，后者指老百姓。更具体一点地划分，可包括办公楼指数、节日指数、财务指数和点菜指数、服装指数等。

    4  礼仪指数

    早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已经提出“克己复礼”的口号，他认为恢复周王朝的礼仪，就能让当时近乎分裂的中国社会恢复完整与强大。在今天看来，那种看法或许有复辟倒退的嫌疑，但约束自己言行、尊重社会道德规范和礼仪却是对的，这点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所以说我们仍然有必要提倡健康的礼仪，摒弃不健康的礼仪。

    首先在社交活动与人情往来中，提倡简单大方及朴素的交往方式，而不提倡送豪华或高档礼品。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就曾经大力提倡“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且他自己带头做到这一点。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让自己的家属也跟着执行。他个人的工作与生活作风极为简朴，在他的直系亲属中，也没有人通过经商而致富。

    其次，当代中国人（无论熟人或不相识的人）见面的时候，往往习惯于互递香烟。而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已经是全世界都知晓的事情，故请人抽烟无疑就是请人吸入有毒物品的代名词。所以不吸烟尤其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应当作为礼仪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提倡慎思和慎独，在私人独处的时空里尚且需要谨慎，到公共场所又怎能不谨慎呢？

    再者，中国的酒文化存在类似问题。人们互相敬酒的时候，往往要求对方必须得一次性喝完整杯甚至整碗的酒，否则还会被认定为不恭敬。在一次聚会中，往往又必须放倒至少一个人，即至少得有一个人醉倒，否则都不算尽兴。真不知这又是哪门子规矩，笔者猜测其中是否有故意害人之心、幸灾乐祸之心在作怪？

    由此说来，礼仪指数目前可包括礼品指数、香烟指数、酒文化指数等。

    5  公共场所文明指数

    从表面来看，公共场所的文明状况和企业发展、经济增长不相干，实际不然。公共场所的文明状况不仅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心理情绪与言行，对各种经济社会活动造成后果，而且会影响一个企业或区域的形象，对引进外来资金及客商（尤其外国资金及客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公共场所的行为怎样才算文明，基本原则应该还是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让自己的言行不影响、不侵害他人。

    第一，在公共场所不要随意喧哗。有出国经历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体会——凡是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的，甚至在餐厅里喝酒猜拳声音震天响的，几乎可以肯定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而且往往来自中国内地。

    第二，在公共场所不要随意吐痰或者乱扔垃圾。据说在国庆阅兵仪式后，天安门广场都遍布垃圾，一片狼藉。如此盛大庆典中，人们的表现都如此不文明，可以想见平时的表现是啥样。能够参加此盛典的想必属于较高层次的人士，那么较低层次的人群又该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第三，在旅游景点不要刻字留言。这种现象很普遍，不仅破坏了自然景观，而且还可能破坏了文物古迹等。让我们都记住央视公益广告所说的这句话：“你一瞬间的不文明，对风景来说却是永恒。最美的风景叫文明。”另外有些艺术涂鸦行为，如果没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或许可以不归入此列。

    第四，在公共厕所必须保持卫生清洁。有位朋友跟我说，只要看一家工厂的厕所干不干净，就能知道它的产品质量好不好。笔者深以为然，故而在此提出厕所指数。不仅对于企业来说是这样，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将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对广大农村也应提出同样的要求。

    第五，在公共场所必须懂得秩序，比如排队时不能加塞。在地铁站、公交车站、旅游景点、大医院、商场和饭店等地方，往往会有较多人等候。在等候期间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好队，是文明社会一种无须成文的规矩。可我们却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不自觉排队，随意甚至蛮横无理地加塞。

    第六，在公共场所必须讲文明礼让。比如在公交车、地铁或公园、旅游景点等地方，要懂得给有需要的他人让座。什么是教养？就是懂得不让别人感到不舒服。如果经常懂得让别人感到舒服，就应该属于更高级别的教养。

    总而言之，公共场所指数可包括喧哗指数、垃圾指数、厕所指数、刻字留言指数、排队指数和让座指数等。

    6  行路文明指数

    人类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在当今世界人们社会交往越来越多，国际间的经济贸易、政治军事外交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故而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会行进在路上，行路文明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说人们到一个陌生地方，需要问路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不仅得不到回答，甚至还可能遭受冷眼相待。更有甚者，有时候还可能被故意指错路，让你走向错误的方向，不仅多走冤枉路，还会误了事。这属于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知为什么有些国人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会极大地损害经济效率及社会效益，希望人们认真反思，杜绝这些损人不利己的言行。

    其次在行人横穿马路的时候，经常出现闯红灯现象。央视“这是真的吗”专栏曾对此做过调查，发现有些行人闯红灯是因为绿灯时间太短，来不及通过，这个应该比较好办，重新设置有关路口的红绿灯转换时间即可。但恐怕有些人还是因为习惯问题，因为心中没把遵守社会秩序当回事。

    再者说各种汽车的司机，也往往不能做到文明驾驶。在公路上塞车的时候，往往还要想方设法往前挤，甚至占用了高速公路的备用车道。晚上逢有对面错车时，也仍然开着远光灯，根本不顾对面来车的感觉和死活。

    最后是有许多国人的排外思想很严重，排斥和看不起外地人。甚至还可能扩大成如下行为：即为了熟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哪怕是不合法的；而陌生人就什么事情都不给办，即便是符合政策法规的事情，也可能会故意刁难。

    由此可知，眼下可将行路指数分成问路指数、文明驾驶指数、过马路指数这三类。另外加上一个排外指数，但它已不仅涉及到行路问题，还会涉及到社会交往、国际交往包括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效率和效益问题。

    7  安全与善良指数

    人身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首要保障，也是一个地方投资环境好不好的重要标志。在马斯洛的5个需求层次中，安全需求与生理需求位于最基础的层次，就是说要先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才谈得上爱和尊重、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需求。我国的《汉书·货殖传》早就提出“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的说法，也是说要安居才能乐业。

    因此我们有必要设立安全指数，既包括行路安全，还包括居家安全。比如你所住的地方会否遭受偷盗乃至抢劫之灾，你的房子是否符合消费要求，更恐怖的是，会不会哪天突然倒塌了。

    人类社会不安全的根源，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基本属于不可控的因素，人祸则有可能减少和避免。许多人祸来自于道德水准的低下，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尽量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让那些惹祸的人少惹祸、少制造灾难，从而减少不安全事件的发生。所以在设立安全指数的同时，还有必要编制一个善良指数。

    古人早就提出过这样的理想，即路不拾遗、门不闭户的大同社会，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在本文论述的几个方面，什么时候国人拥有良好之文化个性，什么时候方能真正傲立于世界东方。到那个时候，中国也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8  创意和创新指数

    创新指数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只想提出一点，光讲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需重视文化创意。光有创新指数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个创意指数。

参考文献：
[1]祝勇.迷失在花街.南方文学，2015年第1期。
[2]查一路.不让“输的鱼”流泪.中老年时报，2015年2月13日。
[3]庄佩璋.中国式的聪明.心理医生，2015年第3期。
[4]唐辛子.保养的品德.今晚报，2015年3月27日。
[5]苏更生.正义是一种教养.读者，2015年第7期。
[6]刘主编.教养，就是要让别人舒服.andaximen公众号，2015年4月13日。

（该文发表于《经济视野》2016年第14期。）